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习近平

　　我讲三个观点：一是领导干部要爱读书，二是领导干部要读好书，三是领导干部要善读书。围绕这三个观点，我谈一些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和同志们交流。
　　
　　一、领导干部要爱读书

　　当前领导干部读书的状况不容乐观，归结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追求享乐、玩物丧志，不好读书；二是热衷应酬、忙于事务，不勤读书；三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不善读书；四是学而不思、知行不一，学用脱节。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的好处很多，如可以获取信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可以陶冶性情、培养和提升思维能力等等。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很重要，对于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做好工作更为重要。

　　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立德。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古人讲，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治心养性，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读书。列宁在1920年向共青团提出了学习的任务，指出：“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这句话，深刻揭示了读书学习和知识素养对于成长为真正共产党人的极端重要性。还要看到，在现代领导活动中，领导干部的人格力量对于做好领导工作越来越重要，而人格力量的形成很重要的途径是读书学习。周恩来同志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把读书学习与加强世界观改造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崇高的思想品德、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特有的人格魅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经受住各种考验，就要坚持在读书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养、锤炼道德操守、提升思想境界，坚持在读书学习中把握人生道理、领悟人生真谛、体会人生价值、实践人生追求，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胜任领导工作的必然要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古今中外历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现象：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现在，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承担着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重要职责，肩负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重要使命，要认清科学发展大势、把握科学发展规律、统领科学发展全局、创造科学发展业绩，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读书学习。特别要看到，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按照党的十七大部署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对领导干部读书学习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领导干部如果不加强读书学习，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就难以做好领导工作，就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爱学习、勤读书，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这是新形势下做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胜任地履行领导职责的内在要求和必经之路。

　　领导干部加强读书学习也是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知识总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知识更新速度大大加快，近50年来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埃德加•富尔先生预言：“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现代人才学中有一个理论叫做“蓄电池理论”，认为人的一生只充一次电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成为一块高效蓄电池，进行不间断的、持续的充电，才能不间断地、持续地释放能量。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政党也是这样。正是基于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和对自身使命的清醒把握，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的共同努力，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领导干部在党内和社会上处于重要位置，具有强大的行为导向和风气引领作用。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广大基层干部看中高级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读书、勤于读书，必然会激发干部、党员和群众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领导干部不仅要从提高自身素质和岗位职责、而且要从社会责任和示范需要来看待读书问题，既做读书的自觉实践者，又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倡导者、精心组织者、大力推动者，以自己的模范表率作用引导党内和社会上形成崇尚知识、热爱读书的良好风气，促进全党、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是一个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地把加强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对待、来倡导、来坚持，总是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向全党提出学习的任务，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对推动全党的学习建设，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结合新的实际和新的任务，以更大的力度和更扎实的作风突出抓领导干部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培训，带动全党的学习，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十六大以来的六年半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坚持集体学习并形成制度，已总共学习56次，为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型社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学习能力比较强，很多同志有自觉读书、勤于读书的习惯。

　　同时必须看到，当前领导干部读书的状况不容乐观，归结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追求享乐、玩物丧志，不好读书；二是热衷应酬、忙于事务，不勤读书；三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不善读书；四是学而不思、知行不一，学用脱节。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同志对读书抱有不正确的观念。有的认为自己现有的知识差不多了，不用读书也能应付工作；有的认为干比学重要，读不读书无所谓；有的认为领导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顾得上读书；有的认为社会上潜规则太多，需要的是关系而不是知识，书读多了反而适应不了社会，照书上的道理做会吃亏。正是这些“差不多”、“无所谓”、“顾不上”、“会吃亏”的思想观念，影响了一些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对此应予高度重视。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现代领导活动与读书学习的密切关系，深刻认识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养成读书学习的习惯，真正使读书学习成为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入脑入心，沉淀在我们的血液里，融汇在我们的从政行为中，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敦方正直，清廉自守，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二、领导干部要读好书
　　
　　领导干部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各种知识，多读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新规则的书，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

　　总起来说，读书是多多益善，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的学习追求应当是无止境的，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读完。现在，新书生产量很大，我国每年出版20多万种新书，加上存量书目，可谓浩如烟海。在大量书籍中，领导干部应当围绕提高思想水平、增强工作能力、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精神境界，选择那些与所从事的工作关系密切、自己爱好和有兴趣的书来读，力争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最佳的读书效果。就一般情况而言，领导干部普遍应当读下列三个方面的书。

　　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领导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主张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干部应当着重研究，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他曾经提出，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今天，我们仍然应当这样提出和认识问题，并为此作出应有的努力。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当前正在全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党员干部指定了学习书目，要求大家系统深入地进行学习，目的是为了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领导干部要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方面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切实做到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领导干部在研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同时，要追根溯源，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读马列、学毛著，要精，要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下一番真功夫。1939年年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也都在不同时期反复强调认真研读原著的重要性。我们要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研读原著，从根本上了解和信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坚定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从根本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及其基本理论与创新理论的相互关系，做到在继承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同志曾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的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现在的领导干部不少人受过专业训练，不缺乏专门知识，但其中的很多人不懂哲学，不善于辩证思考，很需要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建议大家在学习原著的时候，读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著作，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第二，做好领导工作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领导工作综合性、系统性强，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积累。有人测算，在人的知识库中，经常有用的知识只占其知识总量的30％左右。因此，领导干部加强现代知识的扩充和更新，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总体而言，领导干部应当学习多方面的知识，包括经济、法律、科技、文化、管理、国际和信息网络等方面的知识。领导干部的成长进步是与岗位调整相结合的，一名优秀领导干部往往要经过多领域、多层次、多岗位的锻炼。因此，调整知识结构，完善知识体系，是动态的发展过程。领导干部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各种知识，多读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新规则的书，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

　　领导干部不管学什么专业，无论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把提高科学素养作为读书学习的重要目标，通过读书学习进一步树立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使自己不断增加对本职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成为学科学、懂科学、用科学的模范。各级领导干部还应该学一些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知识，特别要深入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深入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历史知识丰富了，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思维层次和领导水平就可以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拥有众多信教群众的国家，处理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十分重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和从事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干部，应该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民族、宗教方面的基本知识，这样才有可能对民族、宗教问题认识得更深一些，理解得更透一些，把握得更准一些。领导活动本身也具有专业性，需要遵循一定的领导原则，掌握和运用相关的领导方法、领导艺术。现在，一些年轻干部文化水平很高，但领导工作经验相对欠缺，尤其是驾驭复杂局面、处理突发事件等方面的能力不够强，要注意加强现代社会管理、危机管理方面知识的学习，并知行合一、付诸实践，使自己的领导管理能力得到不断提高。

　　第三，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领导干部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增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乐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包括历史经典、文学经典、哲学经典、伦理经典等多个方面。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的作用；通过研读文学经典，陶冶情操、增加才情，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研读哲学经典，改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通过研读伦理经典，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总之，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三、领导干部要善读书

　　读书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有不移的恒心，还要提高读书效率和质量，讲求读书方法和技巧，在爱读书、勤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提高思想水平、解决实际问题、实现自我超越。

　　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论述过治学的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看，领导干部读书学习也应该有这三种境界：首先，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有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下心来通读苦读；其次，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舍得付出，百折不挠，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再次，要坚持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这三种境界启示我们，读书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有不移的恒心，还要提高读书效率和质量，讲求读书方法和技巧，在爱读书、勤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提高思想水平、解决实际问题、实现自我超越。关于善读书，我有三点认识和体会。

　　第一，要坚持阅读与思考的统一。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书本上的东西是别人的，要把它变为自己的，离不开思考；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要把它变为活的，为我所用，同样离不开思考。读书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思考认知的过程。思考是阅读的深化，是认知的必然，是把书读活的关键。如果只是机械地阅读、被动地接受、简单地浏览，没有思考，人云亦云，再好的知识也难以吸收和消化。爱因斯坦说：“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领导干部阅历丰富，独立思考能力比较强，要带着问题读书，养成边读书边思考的习惯，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开动脑筋，对现实中的疑惑进行深入思考，力求把零散的东西变为系统的、孤立的东西变为相互联系的、粗浅的东西变为精深的、感性的东西变为理性的。要敢于拿起批判的武器，在思考中发现新的问题，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努力形成新的认识。当然，思考的基础是阅读。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只有通过阅读获得新知识、了解新思想、树立新观念，才能提高思维的准确性、逻辑性、深刻性、敏捷性、创造性。现实中，有些人既不学习也不思考，既罔于自己也殆于工作。有的对学习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不深入，欠思考，忙碌于会议、活动、应酬。领导干部要同时防止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这两种现象。

　　第二，要坚持读书与运用相结合。读书学习客观上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必须联系实际，知行合一，通过理论的指导、利用知识的积累，来洞察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古人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凡有作为者，都注重读书与运用的结合，而不是读死书、死读书。一个人如果不注重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落实在行动上，即使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不能说达到了学习的最终目的。今天，我们看领导干部水平高不高，不是单纯地看他读书多不多，而主要看他运用理论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不强。领导干部坚持读书与运用相结合，就要在读书的过程中增强运用能力，在运用的过程中提高读书水平。领导干部加强知识的运用，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很重要。一是要勇于实践，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媒介就是实践。领导干部勇于实践，就要敢于面对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敢于探索新的实践领域，努力使自己主导的实践成为正确的而不是盲目的实践，成为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践，成为有科学根据的而不是想当然的实践。同时，要加强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弄清楚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变化发展的趋势怎样、应该如何引导使之趋利避害，从总结和探索中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二是要运用理论和知识着力改造客观世界。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领导干部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善于把握工作规律，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努力增加工作实效。尤其要深刻认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变化特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认真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和决策水平，进一步制定和落实保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三是要运用理论和知识自觉改造主观世界。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很多，一些人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等考验而败下阵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放松了读书学习，忽视了主观世界的改造。我们党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要在推进事业发展的同时加强党性修养。领导干部要通过加强读书学习，增强改造主观世界的意识和能力，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切实解决好理想信念、思想作风、道德情操、清正廉洁等问题，不断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第三，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读书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辛劳的过程，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而应当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水滴石穿。正如荀子在《劝学篇》中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现实中，不少人都有长期坚持、积少成多，最后取得惊人收获的读书经历。有人研究过，一个人每天阅读一小时，三年之后可以变成某一问题的专家。领导干部要善读书，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利用好时间，养成坚持不懈的习惯。一要发扬挤劲。争取每天挤出一定时间读书，特别要善于把各种零碎时间利用起来读书。二要发扬钻劲。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功夫下到一定程度，就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一本好书、一篇好文章，要反复读、仔细品，甚至把相关书籍和背景材料找来对照读、比较读，彻底琢磨清楚。三要发扬韧劲。读书最可贵的是终身坚持，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都孜孜不倦地读书。“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接受力强，应该抓紧读一些对自己终身成长具有关键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的好书。中年的时候，精力旺盛、视野开阔，应该努力拓展读书的广度和深度，打牢一生的学问基础。年老的时候，时间充裕、阅历丰富，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常读常新的态度、百读不厌的劲头，在读书世界里感悟人生、乐以忘忧。

　　（摘自《学习时报》5月18日，本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同志５月１３日在中央党校２００９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摘要）

核心期刊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唯一评价标准
曹建文

　　核心期刊收费刊文，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近日，媒体报道商场现代化杂志通过收版面费巨额敛财的消息，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学术界这一“潜规则”的关注。何谓核心期刊？其遴选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它为何会引发如此巨大的负面效应？其症结在哪里？又该如何消除？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中国核心期刊的发展：从“沉寂”走向“辉煌”

　　所谓核心期刊，是指从同类期刊中，通过一定的方法，筛选出学术水平较高、信息水平较丰富的期刊，作为图书馆采访、典藏与读者利用的参考。

　　长期研究核心期刊问题、并著有《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一书的《南通大学社科学报》执行副主编钱荣贵告诉记者，核心期刊的概念是个“舶来品”，最早是由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于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的。

　　布拉德福的研究发现某时期某学科1/3的论文刊登在3.2%的期刊上；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了二次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发现75%的文献出现在10%的期刊中；1971年，SCI(科学引文索引)的创始人加菲尔德统计了参考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情况，发现24%的引文出现在1.25%的期刊上。

    上述研究表明，越是高质量的期刊，其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被引指数就越集中，从而派生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之名，源自西文“corejournals”。1973年，我国的《国外书讯》杂志率先译介西方的核心期刊理论及国外科技核心期刊表。

    钱荣贵认为，核心期刊的引进，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973年前后，国内经济凋敝，文化式微，图书馆经济更是拮据，在此情况下，译介国外各科技领域核心期刊，其意义就在于帮助图书馆了解国外科技期刊，以期国内图书馆能以“最少的经费订购最为有用的国外期刊”。

　　“核心期刊引进后，虽然很快克服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在图书情报界生根、发芽，但当时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参考工具，并没有在学术界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编辑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周彦召博士对记者表示。

　　但这一局面在上世纪90年代末被彻底打破，由于国内普遍运用核心期刊来作为论文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的主要依据，并且相关主管部门在学位点建设和职称评定中也大量参照核心期刊，使核心期刊的功能极度泛化。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重量不重质，重刊不重文的学术风气愈演愈烈，进一步强化了核心期刊的作用。”周彦召博士对记者介绍说。

　　据了解，目前在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核心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已成为考核的“硬指标”。以中部某高校评定社会科学类教授为例，该校对教职员工的申报资格，给出了明确的数量要求。按照规定，只有具备以下基本条件才有资格申请教授职称：“独立撰写并出版一部15万字以上高水平学术专著或参编21世纪课程教材和研究生教学用书，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一项：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5篇以上为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1篇以上为一类期刊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2篇以上为二类期刊论文。”

　　“可以说，国内核心期刊的遴选、应用和研究，在经过多年的沉寂之后，在当前步入最为辉煌的时刻，进入到了狂飙突进的‘全盛’时期。”钱荣贵无奈地对记者表示。

　　供需失衡的“核心期刊市场”呈现出典型的“牛市特征”，其遴选和认定，成为操纵我国学术期刊生存与发展的“有形之手”

　　“如果说，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以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作为考核的硬指标，一举确立了核心期刊的‘学术地位’，那么，针对研究生的论文考核方式的施行，则标志着核心期刊真正进入了‘牛市’。”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2006级博士生龚志勇对记者表示。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针对研究生的论文考核在各高校开始推行，并很快推广开来。目前，大部分高校对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基本要求是在各类核心期刊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有的甚至达到了5篇。并且其考核非常“刚性”，如果不能发表，毕业论文答辩就不能进行。

　　据4月27日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我国在校研究生人数128.3万人，其中博士生23.6万人。当前，我国的学术期刊大约5000多种，而收录核心期刊数量最多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的核心期刊仅1983种。比照这一数字，以每名研究生每年发表1篇学术论文计，现有的刊物光发表学生的论文都不够，而要求研究生的论文发在核心期刊上，则使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正是由于很多学校和科研机构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一项硬指标，造成了千军万马同挤“独木桥”的局面。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晓晔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言：“在这种情况下，核心期刊的版面收费就难免水涨船高，不仅侵蚀了学术期刊版面收费所具有的有限的合理性，而且把其荒谬之处成倍放大，在社会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需求的刚性加上供应的短缺，使学术期刊特别是核心期刊成为高度稀缺的社会资源，共同造就了核心期刊版面费‘牛市’。近年来，核心期刊的版面费呈现直线上升的态势，我们成为了受害者。”龚志勇告诉记者。

　　记者以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生的名义递交了一篇论文给西部一综合性核心期刊，并联系了该杂志社一位姓张的编辑，这位编辑说，文章发表可以，但必须交版面费，每个版1500元。当记者以经济困难为由希望少交一点时，他表示，我们是CSSCI期刊，这个收费已很便宜了，中部省份一相同级别的刊物已经收到一个版3000元了。

　　由于“买家”众多，核心期刊开始打“擦边球”，有的刊物由双月刊改为单月刊，版面从60页升到80页再到100页，有的甚至将近300页，版面价格也从300、500元涨到1000、2000元甚至上万元。

　　核心期刊的“金字招牌”效应，使其遴选和认定备受关注。而巨大的利益诱惑，甚至让国内“核心期刊”的遴选进入了“群雄纷争”的时代。据统计，目前我国的核心期刊评定机构就有6家之多：

　　一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研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每4年出版一次，共出了5版。 2008年第五版1983种。

　　二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制，2007年版从社会科学2770种期刊中遴选来源期刊528种、扩展版152种。

　　三是《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制。1987年开始研究，2005年起分别出版核心版和扩刊版作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每年出版发布。2008年核心版从6082种科技期刊中遴选1754种。

　　四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制。2000年推出首版，2004年版从3000余种社会科学核心期刊遴选出核心期刊344种。

　　五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2007年~2008年版从4000多种科技期刊中遴选来源期刊1083种，其中核心库737种、扩展库346种。

　　六是《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研制，每年发布。以CNKI(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收录6000余种期刊为基础。

　　从评定机构的单位可以看出，核心期刊的遴选并非官方性质，更多的是一种研究机构行为。

　　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副司长张泽青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特别声明，评选核心期刊不是政府行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核心期刊评选与政府无关。

　　他表示，现在很多机构都在评核心期刊，这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比如在校的大学生有多少人能达到发研究论文的水平？但现在很多学校不但要求他们写论文，而且还要他们发表，甚至要发表在核心或权威期刊上，不发就不能获得学位，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但庞杂繁乱的“核心期刊”遴选，因反映了核心期刊背后庞大的利益纠葛，还是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每到评审时节，就有不少学术期刊的主编纷纷找到评审机构展开“公关”。

　　中部省份一核心期刊主编对记者坦言，进行“公关”，对那些刊物质量不是特别高的刊物而言，是一项必做的功课。因为能否进入核心期刊的序列，事关帽子和饭碗：一旦上榜，则等于捧到一个金饭碗；而如果被“除名”，则既无法向主管单位交差，也会失去财源，主编就难辞其咎了。

 

剥离核心期刊力不能及的评价功能，
告别“以刊评文”的唯“核心期刊”时代，方能实现学术生态的正常化

　　核心期刊为何会从一种“学术参考工具”变异成极具刚性的“学术评价标准”，并几乎成为“敛财”的代名词呢？

　　“是我们将核心期刊这本经念歪了！”钱荣贵对记者坦言，“用作期刊评价、论文评价的工具，不是核心期刊研究和遴选的初衷，核心期刊也力不能及。实际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的初衷只有两个：一是为图书情报机构馆藏期刊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二是为读者选择、阅读期刊文献提供‘门径’。”

　　但核心期刊现在俨然成为一种超级评价尺度，与广大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由此引发出诸多社会负面效应。

　　ISSN中国国家中心副研究馆员安秀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由于核心期刊基本上包括了国内学术水平较高、质量较好的学术期刊，因此，许多人误认为核心期刊可以作为评价学术研究成果的工具。核心期刊表也因此从参考工具变成了评价标准，广泛用于津贴评定、职称评审、论文评奖等领域，核心期刊演变成了一种评价尺度。

　　“实际上，核心与非核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过分夸大核心期刊的作用、不恰当使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核心期刊毕竟不是评价标准，当它的性质超出参考工具时，问题就会随之产生。”安秀敏表示。

　　“确实有很多家在做核心期刊评价研究，但各个项目的出发点不一样，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也不尽相同。”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主编之一蔡蓉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一再强调，《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不是评价标准，而是一本参考工具书，是一本主要供图书馆期刊订阅工作参考的工具书。

　　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作为对学生、教师以及科研人员考核的重要指标，并且这一趋向正在不断强化。凡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被认为是高质量的；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一律被判为是低质量的。只看“刊物”不看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核心期刊崇拜症正恶化着当前的学术环境，成为学术评价体系改革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难题。在论文评价上，核心期刊拥有“生死予夺”的大权。

　　“这种看似客观、简便的评价方式，严重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宗旨，是一种过度量化、过于简单的学术评价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健全，也催生出大量的‘学术泡沫’，目前我国产生的学术论文数量世界排名第8，而在国际权威检索系统SCI中排名第123，这样尴尬的局面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周彦召博士对记者说。

　　“唯‘核心期刊’论的学术评价方式恶化了我国的学术生态。”钱荣贵对记者表示，“现在不少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在评价科研成果时‘六亲不认’，只认核心期刊，而且辅之以重金，一篇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价值数百、数千、数万元不等。因为大家都认为，一不小心，差了一篇‘核心’，津贴也许就会掉下一档。在这样一种学术评价体制导向下，现在的许多人做学问、写文章的终极目标似乎就是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这样就可以为评奖、评职称、拿津贴、跑课题打开方便之门，至于文章能不能于世有用、于世有补，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均无暇顾及。”

　　“唯‘核心期刊’论貌似公平，实际上是最大的不公平，特别是在通过金钱可以买到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权后，你能说谁钱多就能代表谁学术水平高吗？”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某全国重点大学青年教师反问记者。

　　他继而表示，一篇论文、一项成果的质量高低与否，最有发言权的是学者，应该把学术评判的标准和权力交还给专家，目前国际通行的科研评价方式是“同行评议”与“引文索引”，其中的合理成分我们完全可以予以借鉴。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陈志良对记者表示，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学术评价体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现在，是到了该告别“以刊评文”的唯“核心期刊”时代的时候了。

　　“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生态的正常化。”陈志良教授最后强调说。

　　（摘自《光明日报》5月14日）

学术自由、学术规范和学者自律
谷贤林

　　一

　　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离不开学者的自律。它要求握有文化资本的学者，对于专业领域以外的问题，不能以一种“真理在握”的权威心态随意评说。这既有违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本义，事实上也侵害了建立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制度的学术基础，甚至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正因为如此，对于学者的行为，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不仅通过制定管理制度来加以限定和约束，也借助于学术规范让学者自律。要求学者们做到：

　　（1）不能故意违背学术诚信的准则，剽窃或有意不正当地使用他人的成果、篡改或伪造数据；

　　（2）在履行作为一个教师的职责时，不准基于政治、民族、宗教和性别的原因歧视他人；

　　（3）不能在教学中不断地引入大量与课程无关的材料；

　　（4）不能任意地否定学生的受指导权；

　　（5）不能采用武断的标准评价学生的学业；

　　（6）不准利用自己作为一个教师的地位或权力强迫学生在判断与认识上与自己一致；或由于专断及其他个人的原因使学生受到伤害；

　　（7）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尤其是在这种冲突牵涉到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时，教师必须将自己与自己履行的专业职责区分开；

　　（8）不准无故不履行学校支持或授权的工作；

　　（9）不准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学校的资源和设备广泛地用于赢利、政治和宗教活动；

　　（10）不准将自己的观点说成是学校的观点或是自己所在部门的观点；

　　（11）作为全职雇员，在受聘期内不准利用正常工作时间在校外兼职等。

　　在我国，不仅大学缺少上述规范，不少学者也缺乏把这些规范转化成行动的自觉。

　　二

　　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制度的实现离不开学术宽容。在世界上的一流大学，经常有不同学术立场、意见相左的学者就同一问题在相同的场合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帮助学生和社会了解问题的复杂性，同时培养对反对者观点的尊重与理解，并在反对声音中获得克服自身认识盲区的资源；然而，在我国的大学和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待与自己不同，或者是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学术见解，往往缺乏宽容，相互间的交流、尊重、理解和学习非常困难，这不仅妨碍了学术的交流与发展，也影响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制度的建立。

　　虽然我国高等学校普遍采用的是美式的校院系三级组织结构，而不是德式的讲座制。但是，美国抛弃德国大学的讲座制，建立学系制度既是为了给不同的学科创造平等的发展条件，同时也是为了给同一学科内的教师，不管是资深的教师还是年轻的教师以同等的权利和发展的机会。而在我国高等学校内，有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出于自身的利益，不仅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之间制造出了不平等，而且即使在同一个学院内，也以学科的成熟度为标准强化自己所在学科的重要性和优势地位，并试图左右所在学院的学科发展与开拓规划。大学是教会人思考的地方，然而，在利益面前我国有一些学者却集体患上了思考贫乏症，不仅削弱了学者的独立性、创造性，瓦解了学者间的有效合作，也违背了“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多中心秩序需要尊重对真理的追求、向往正义及在其相互关系中维持相互尊重和互惠的规范”，并最终影响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制度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

　　三

　　因此，尽管学术自由被视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和理想形态，但是，在我国能否建立起与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建设需要相适应、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大学制度，既考验管理者的智慧，也考验学者的修养。它需要政府与大学、管理者与学者双管齐下，共同努力。如果过分地强调或夸大其中任何一方的责任与担当，不仅有可能遮蔽我国高等学校管理制度的实际情况，也无益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经过改革开放，公众的理性化程度普遍得到了提高，社会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的结构弹性。这些既为政府的行为和政策提供了比较大的尝试空间与回旋余地，同时也为逐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供了非常好的时机。从高等学校来看，首先应该制定大学章程，既明确教师应该享有的权利，同时对老师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职业操守、言行规范和义务等也要进行详细地规定，为学者们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履行自己的职业角色提供可操作的，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原则性的依据。

　　（摘自《学习时报》2009年4月27日）

 

廉洁操守从哪里来
方  工

　　廉洁操守是不是随着艰苦的生活经历自然而来的？不是。穷困的环境确实是一种磨炼，对增强人忍受艰苦、节制物欲的能力肯定会有所补益。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艰苦条件也同样没有绝对效果，有些穷孩子出身的领导干部，在考验面前也栽了跟头，陷入腐败泥淖不能自拔的事实说明，吃过苦的经历也未必能给一个人带来廉洁操守。

　　廉洁操守是不是靠政治教育强化培养起来的？不是。固然，政治教育可以使人明确大目标，懂得大道理，但是，政治认知和廉洁操守毕竟不能划等号。有些受过长期教育的领导干部蜕变为腐败分子，乃至还产生了“59岁现象”，特别是一些地方直接抓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宣传部长，也不能廉洁自律。可见，政治教育，特别是流于概念化、公式化的教育与廉洁操守不存在必然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

　　廉洁操守是不是制度硬性约束出来的？不是。制度固然可以规制人的行为，遏制人的随心所欲，但是，制度虽然可以管束人的行为，却对人的内心意识无能为力。世间最有活力和办法的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这样的人完全具有与制度博弈的能力，会根据理性需要千方百计地趋利避害，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制度，规避甚至破坏于己不利的制度。再严密的制度下，仍然不乏缺乏操守者“前腐后继”，国内外都如此。这种种事实说明，制度的作用并非是无限度的，不是具有廉洁操守的充分条件。

　　那么人的廉洁操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操守是指人自觉坚守的良好志行品德，属于道德范畴。操守的养成，实际上是道德的认同和巩固，是一种漫长、广泛而深刻的熏陶。许多人程度不同地都会具有的理想、信仰、道德意识、人格尊严等等，是操守的基础，也是一个人培养廉洁操守的原初动力和可能条件。我们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确定这样的原则，既说明了“德”的重要性，也保证了廉洁操守修养所应该具备的内心动力和思想条件。

　　立足原初的内心良知，通过与社会接触的多种途径学习、认知、体察、感悟道德内容，加深对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理解，持之以恒地积极投身知行统一、心口如一的道德实践，即不断进行自警、自省、自律的自我约束，不廉洁的事不做，保持干干净净做人做事的良好状态，是改造思想，培养、巩固廉洁操守的必经途径。正如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的：德性是“由于先做一个一个简单行为，而后形成的。这和技艺的获得一样。当我们学习过了一种技艺时，我们愿意去做这种技艺，于是去做。就由于这样去做，而学成了一种技艺。我们由于从事建筑而变成建筑师，由于演奏竖琴而变成竖琴演奏者。同样，由于实行公正，而变为公正的人，由于实行节制和勇敢而变为节制、勇敢的人。”

　　一个人在思想基础不够牢固、精神境界不够高尚时，实践廉洁要求，会一时有处于受制于他律和自我强迫的被动状态，可能不适应，不自如，还可能会产生吃亏的不平衡心理，内心会有紧张和冲突。此时尤其需要努力坚持下去，以政治责任、人格自尊激励自己，不动摇不放弃。这样来逐渐强化对廉洁行为的价值肯定，逐渐积累实现廉洁行为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并以此为指导选择行为，同时通过持久反复实施的良好行为来巩固主观意识。在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相辅相成的互相作用下，就能逐渐由被动到自觉地把对廉洁的认同感，转化为自觉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习惯成自然，习惯之下，廉洁意识就能自然地内融于心，外践于行。这时内心世界就会转化为淡泊、宁静与和谐，与此同时，痛苦、紧张和冲突的感觉会减弱而至消失，精神进入高度的自觉、自由、自在境界，从而形成稳定的廉洁操守。

　　形象地说，培养廉洁操守如同进行身体锻炼，锻炼身体要长期坚持，不能指望靠朝夕之功速成。锻炼初始肯定浑身疲累，乃至腰酸腿疼，会产生痛苦感觉，但是因为强身健体的目标追求明确，所以咬牙坚持下来，于是逐渐由痛苦感觉变为乐趣体验。此时锻炼一旦停顿，反而不舒服，在持续进行的锻炼过程中，获得了身体健康的有益效果。培养廉洁操守的道理也是一样，坚持下去，就能获得提升道德水平，有利思想健康的效果。

　　当然，在廉洁操守的培养过程中，自律和他律缺一不可。政治教育、制度约束和监督措施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帮助和督促自律的必要条件。所以必须防止单打一，克服片面强调某一方面作用而忽视整体作用的倾向，应该强化手段的多位一体，多管齐下，为培养廉洁操守尽力创造一切有利条件，运用一切有益方式。

　　（摘自《学习时报》2009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