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大学品位
张楚廷

　　一、与主隐文化的关系

　　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下,大学品位与大学文化品位几乎是同一个含义。于是,我们自然地涉及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可按不同的视角作不同的划分。按某种特性来说,它可被分为显性文化、隐性文化。这两方面是密切关联的。显性文化更多地存在于活动过程之中,但活动过程之中亦有隐性成分；隐性文化更多地存在于历史之中,但历史往往进入现实的活动过程,它们联合在一起构成学校的灵魂。

　　学生在学校习得的一切文化便是他们的课程。这种教育理论已为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所认可。学生从学校获得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这两类营养,两类营养对于他们都是十分必要的；相比而言,隐性文化更易被消化、更具健身作用。

　　学校隐性文化对学生的影响如何,与其性质有关。主隐文化在学校文化中起决定作用。所谓主隐文化,是指那种与师生群体形成一定附着度,并且在历史中已留下较深刻记的文化。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深印在历史中而又在学校现实中可时隐时现的成分,才代表了学校文化的主流,才是学校主隐文化,学校品位主要从这方面体现出来。因此可以说,品位创设也就是学校文化建设。

　　课程概念外延的扩大是由教育实践发展与理论探索共同造就的。这一外延的扩大不仅使学校看到了更多可资利用的教育资源,而且给人一个新的视角去进一步丰富这种资源,也引导人们更深切地关注大学文化建设。把学校品位与课程这样实在的内容联系起来,是这些年来高等教育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一,而正是主隐文化将两者紧密地联系起来。

　　二、非学术性内容

　　主隐文化主要代表了学校品位,它给显性文化以强大影响力。主隐文化具有丰富的非学术性内容,这一特性打破了人们仅仅用学术的眼光看待大学的局限,拓宽了大学眼界。原来,大学文化是学术性内容与非学术性内容的融合。我们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来看大学品位的非学术性内容：

　　(一)民族的责任

　　民族的责任落在大学自己肩上的分量有多大?大学的良心与自己民族命运贴近的程度有多大?这恐怕是大学品位中的基本成分。

　　现在我们谈论国际化、全球化,然而,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越具有国际性,这一论断依然成立。

　　谁来把民族的责任放在大学肩上?大学自己!当它感觉到这种责任是如此沉甸甸的时候,它自己就极有可能具备更鲜明的民族特性。

　　大学对社会的敏感程度之高和它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程度之深,也许就是它的基本特征,然而,它首先应是自己民族的额头。中国大学的浓浓中国情,耿耿中国心,亦便是它品位的基本内容之一。

　　科学无国界,这主要是就学术性而言的,然而,它又有与非学术性密不可分的一面。正是这一面,使得一些足以代表本国科学水平的大学,成了本民族的骄傲。尽管某些最杰出的成就可以被誉为人类的骄傲,是对全人类的贡献,可是,立即会有一个前提性问题：是哪个民族作出了这种贡献?

　　(二)伦理的地位

　　大学应是最富于理性的地方,因为它的神圣使命就是要使人有理性,使人成为人。因而,大学理性的富有程度,决定着它能实际达到的目标。

　　理性的理,不只是定理、原理,不只限于认识论范畴,而且还有情理、心理、伦理……

　　学校理性有着丰富的内容,伦理是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亦可以说是学校一切理性活动的基础。它不是(也不可能)代替其他心智活动,而是广泛影响其他活动,特别是直接有关学生的活动。

　　伦理又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它不是社会伦理向学校的简单迁移,学校伦理当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特有的深度。人际伦理、社会伦理、自然伦理以及普遍存在于各个专门领域并具有与这一领域相关特点的伦理,将在大学里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来。一方面是它们与大学生活如何融合在一块,另一方面,大学尤其关注科学伦理、教授(teaching)伦理。因而,大学伦理在真与善、美与善的相关性上将格外为人们所关注。

　　伦理在大学的地位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由它在何种高度上把真与善、美与善统一起来来决定。人们期待大学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真与善,从而使善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更大的影响力。伦理在大学实现的状况,自然是其品位的重要方面。

　　(三)人文的底蕴

　　大学是求真的地方,它以特殊的方式求真,这是大学不可或缺的特征。然而,人们还会注意到,仅从“电磁波传播速度与光速相等”,“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行星至太阳距离的立方之比恒定”这样一些科学定律中并不能直接看到人。扩而言之,如果在整个求真中,在科学活动中看不到人,那么,科学本身会受到威胁。人的活动并不全是围绕着科学展开的,相反,科学的活动应是围绕着人展开的。

　　如果把对科学底蕴的关切再向深处延伸,那么,人文底蕴对大学的影响则更值得关注。1978年后,中国社会的进步使大学有更多机会来思考这一涉及大学本性的问题；也由于人的地位的提高而有了更多自由来思考这个根本问题。

　　大学可能要以最大的容量来同时吸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哲学,但是衡量它品位的则是人文与科学在这里融合的状态。大学不只是分别以其科学与人文来面对社会和未来的,而是以两者高水平的融洽来面对的。

　　人文底蕴说来也是范围宽广的,它不只是由众多特定学科交织而成的,而且是由特定时空铸成的。说到中国大学的人文底蕴,又不能不与中国文化连结在一起。一所没有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学、中国思想史学乃至中国语言、中国艺术的大学,没有这方面的一定根底的大学,能称得上一所高品位的中国大学吗?

　　论及至此,我们又要强调中国文化与现代科学在学校交融的情况,这才全面地反映其人文底蕴。

　　(四)个性的鲜明

　　人的全面发展中所说的全面只有相对的意义,全面发展的实现形式是自由发展、个性发展。反过来可以说,离开了自由发展便没有全面发展,离开了个性发展也没有全面发展。因此,大学的目标不能停留在念叨全面发展的口号上,它必须为学生提供自由发展、个性发展的条件和环境。

　　如果大学自己就是缺乏个性的,它怎么有可能使得学生是富于个性的呢(例外个体的出现不反映学校整体特性)?这使我们想到学校的个性。

　　中国似乎并不十分缺少有个性的大学,有深邃端庄的北京大学,有沉思突进的南京大学,有朝气蓬勃的华中科技大学,有更贴近科学的中国科技大学,有更贴近人文的中国人民大学……然而,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个性,而是鲜明的个性。因为,我们所盼望的不只是学生的个性发展,而且是个性更充分的发展。

　　大学是以自己与众不同的理念来实现自己的个性的,人们将从它鲜明的理念中看到它鲜明的个性。大学的理念不仅是它仰承的信条,还有它追求的理想；大学的个性则不只是它的理念,还有体现这种理念深度的情感和意志,乃至别具一格的风格。

　　对于个体来说,个性是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当我们把学校比拟为个体的时候,也可作类似的理解。那么,它的稳定性显然与一个更广大的时空有关。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其个性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今的北大个性如何了?正因为稳定的个性也不一定稳定,所以人们这样询问也很自然。

　　大学鲜明的个性取决于很多的要素,起更大作用的要素又不能不首推学校领导集体,尤其是校长。鲜明的个性有许多的外显形式,有更具表现力的则是大学的发展方式,以及从这些发展方式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面貌。

　　(五)历史的凝重

　　大学的品位,诸如前面已叙述到的那些要素构成的非学术性方面,它并不像兴修一座建筑物那样可以预期完成。大学品位需要积累,需要时间的锻锤,需要历史的沉淀。当然,如果修筑这座“品位”大厦的人们,奉上浓重的笔墨,献上纯净的虔诚,那么,从学校主隐文化中便可更强烈地感受到历史的凝重。历史更尊重那些看重历史的大学。

　　后来的人几乎都乐意看到历史的光明与灿烂,因而由它们凝结成的文化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对于一所看重历史的大学,历史的凝重本身便是宝贵的教育资源。

　　这样,我们似可明确,学校品位必含有历史的成分。可是,历史虽然离不开时间,但历史的凝重并不完全由时间来测定,历史中的文化含量与大学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时间一起构成决定性要素。

　　三、学术性内容

　　大学品位的非学术性内容,多少具有软件的性质。我们将非学术性内容与学术性内容分别予以讨论,是因为思辨上两者可以被区分,而不是因为两者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被分离。分别讨论更有利于看清两者的关联。大学品位的学术性内容可包含如下一些方面：

　　(一)学术信念

　　这主要是指学校在有关学术问题上所持的观念和信条。例如,学术在学校全部事业中的地位；学术与其他学校事务之间的关系；对于学术在学校与社会关联中所发挥的作用的估价；等等。

　　顺便指出,狭义的学术概念仅指研究活动及其结果,广义的学术概念泛指各种知识性活动及其结果,因而在广义概念下,学术包含了教学。(本文讨论中约定含有后者。)因此,学术信念中包括了学校在教学上的信念。

　　(二)学术理想

　　这是指学校在学术事业上的追求,学校希望达到的学术高度,包括学术水平继续提高的目标,学术视野进一步扩展的目标,学术环境进一步优化的目标,以及取得何种学术成就的目标,当然还有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表现出来的意志力量和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付出的情感等等。

　　在学术信念与学术理想之间有一个相互校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学校的学术理念。无论是信念还是理想,不仅应有学校当局为之激动过,付出过,更应有员工群体的态度和激情以及他们与学校当局在这一追求过程中达成的和谐。

　　(三)学术权力

　　这是指学术权力在学校存在的状况,得到保障的程度,及其发挥的作用。

　　大学里应当活跃着两种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两者关联的方式与实质是学校品位学术性内容的一个方面,这也许是与非学术性内容关系更为密切的一个方面。

　　学术权力的状况涉及学术自由、学术公正、学术民主,涉及真理在学校的实际地位的重大问题。学术自由、学术公正、学术民主是学术生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空气、土壤和阳光。如果因行政权力的强化造成了对空气和土壤的污染,其后果可想而知。

　　行政权力的强化并不必然导致学术权力的弱化,如果真的不幸出现了后一情况,学术生命的萎缩是难免的。行政权力的泛化,或者说“官本位”在学校的蔓延,时下并不鲜见,而它对于学术繁荣带来的消极后果,对学校品位形成很大影响。

　　(四)学术水平

　　学术信念、学术理想、学术权力得到维护的状况构成了学校的学术(软)环境,它们是保障学术发展与繁荣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的质量越好,学校品位越高。然而,这些要素的力量还需显示在它们对推动学术发展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上,至少应体现在学术发展的速度上。

　　人们也许直接观察你的学术理念,却很可能是间接的观察,从你的学术成就、从达到的学术水平去观察,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合理的。尽管一个好的理念可能导致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如果人们更看重现实,那不是一种苛求。

　　(五)思维的独特

　　思维也反映个性,但它有十分特殊的内容；思维水平虽然也可认为是属于学术水平之列的,但我们将不只是讨论思维的水平。

　　为何说到思维的独特?一般的思维,校校皆有,固然那也反映了学校品位。但是,如果只是一般,人们的目光很难投向这块领地；而一旦大学拥有独特的思维方式时,那便立即成为代表它的品位的特征之一而引人注目。

　　大学能否站在历史的肩上,能否站在全球的顶端,能否站在未来的前额来进行思索?这也涉及学术水平问题,却也表现了学术风格,也与学术内容不无关联。

　　大学拿什么来孕育出一个个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命科学家、建筑学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否孕育出一个个思想家,也许就是存在于上述那些“家”中的思想家?这恐怕仅靠开设一些高质量的课程是远远不够的,除非这里所说的高质量包括了能给学生以思想、以智慧、以超越的眼光。

　　大学是否为“重复他人”而感到羞愧?是否以“人云亦云”而耻辱?如果缺乏这种感觉,大学大半没有可能具备独特的思维和它鲜明的个性。

　　我们想特别提到哲学。“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恩格斯这个精彩的论断不知被多少人多少次引用过,它如此精妙和光彩夺目也正显示了哲学的力量。恩格斯这句话中的“理论思维”,实际上主要就是哲学思维。将这句话运用于学校也是恰当的：一所大学想要登上科学和文化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哲学或哲学思维的。

　　所以,哲学在一所大学里处在什么地位,在一所大学里实际起到了何种作用,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与学校品位无关的。哲学是给人以智慧的科学；即便是以功利的眼光来看,也不会没有它的地位,更何况它有超功利的特性,没有哲学,大学何以能站在历史的肩上,站在全球的顶端,站在未来的前额?

　　四、大学品位的功能

　　学校品位的非学术性内容应以其与学术内容的紧密联系为特征。当学校品位的学术内容未能与非学术性内容充分融合并促成非学术性内容的上扬,或者非学术性内容对学术发展的作用不够显著时,学校品位达到的高度都是很有限的。

　　大学本身应成为学生的一本“教科书”,成为由学校品位写成的特殊教材。学校与学校的差别,很难从学生手上拿着的那本本教材来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校品位撰写出来的那部“教科书”的质量来加以区别的。

　　学生在学校里的习得,是经过他们的认识、感受和体验的。仅仅依靠认识,习得的效果并不是最佳的,如果想要超越物质的事实达到精神的境界,超越经验达到理性,超越暂时达到恒久,必须有体验。而最便于学生进行体验的则是学校的高品位,它的品位越高,就越有可能使得学生感到学校是神圣的殿堂。那样,他们就无需太多的自我约束便能进入虔诚的状态,去体验殿堂的神圣,这种体验将使他们获得信仰和理念；那样,他们就比较容易解读殿堂里透射出来的凝重的文化,并感受到民族的重任、伦理的崇高、人文的丰厚；那样,他们就会读懂那部并不容易读懂的“教科书”。

　　人们常说价值观念,可是,价值观念主要不是依靠认识获得的,它是在感受、体验基础上作出的一种选择。无疑,大学的良知盼望学生选择卓越与崇高,然而,更基本的是,盼望大学自己有一个高品位,这样,我们便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去期待更多的学生作出理想选择。

　　学校聘请高水平的教授,选用高水平的教材,这些当然直接有利于使学生达到高水平的认识,如果所有这些都是融入高品位之中的,那么,学生会有更多感受,会有更好、更深的体验。

　　校风是流动的品位。自然的风,虽然看不见,却间接可见：波涛在怒吼,林海在呼啸,白云在游弋,红旗在飘动……学校的“风”(校风)在哪里?它是否像徐徐的春风吹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它如何被感受到?如果学校的典雅、端庄、质朴,它的气势,它的意志,它的情感,总之,它的文化已经是那样浓重,它就会形成强大的“气流”,就会持久地吹拂颗颗年轻的心。

　　学生在品味自己学校品位的过程中得知：什么是最崇高的、最美好的?什么是最卑贱的、最丑陋的?而当他们获得了某种答案的时候,他们会感到这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教导都更有说服力。

　　五、谁来构建

　　学校品位实际上对教育质量有决定性影响,我们把它描述为一部特殊的“教科书”。那么,谁来撰写这部富有魅力的“教科书”呢?谁来构建学校品位?

　　用历史来构建,用文化来构建。但是,谁创造了学校的历史?谁构架了学校的文化?恐怕学生也要参与建构,“教科书”的受惠者本身也参与撰写。然而,这部书的基本框架则必然是另外一些人设计和勾画的。

　　如果我们不把“关键在领导”变成一句无意义的套话,那就需作具体讨论。

　　(一)学校领导集体的素养

　　既然是说学校的品位,那么,它就不是指学校一两个人的品位,也不是学校某一两个子群体的品位。然而,学校领导集体的素养对学校品位影响最大,尤以校长素养为其之最。

　　校长作为学校的主要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人格的象征,学术的象征(主要是指其学术思想,学术理念,学术政策等)。校长个人的品位很重要,他对学校品位的提升肩负的责任更重要,这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的权力。

　　散落在校园各个角落里的文化,如果它们没有一定的聚集度,那么,便无可能成为主隐文化,成为足以形成“风”的“气流”。显然,使某种文化具有较强的聚集度或整体性,校长握有最好的条件,他在努力使其具有这种特性的过程中也具有最大影响力。

　　对于学校品位的建构,很难做出具体的进程表。然而,也正是学校领导集体或校长有更多的可能来做出一些相对具体的构思与预想,他们可以通过一些有效的项目来尽可能增大学校文化含量,并在量的增长过程中提高整体档次,既使这种文化附着于更大的人群,又使更大的人群来强化这种文化,从而提高学校品位。

　　(二)教师群体的素养

　　教师群体的素养如何与学校领导集体的素养关系极大,然而,前者并非为后者所完全决定的。

　　教师素养的重要性,体现在当学生品味学校品位时,他的直接出发地就在教师这里,他打开那部特殊的“教科书”翻到的第一页就在这里。学生对学校整个文化的觉察是从个体接触开始的,而后有了局部,再及整体。

　　可以设想一下,学校有一千名教师,一万名学生,那么,并非一万学生中的每一位都去接触那一千位教师,很可能几年当中,他接触的是其中的五十位。对于一千位来说,这五十位是一个子集组合,不同的学生便接触不同的组合,这样,就需要各种不同组合的品位都足以代表学校品位(至少绝大多数组合如此)。

　　也只能在上述意义下谈论教师群体的素养,否则没有现实意义。也就在这个意义下学校领导集体对其负有责任,而这主要表现在学校师资建设的有关方针,学校办学理念在教师群体构成上的具体表现,以及学校品位对教师群体所能发挥的实际影响如何。

　　(三)学校管理人员的素养

　　学校领导集体和教师群体构建学校文化,同时,这两个群体也会在他们构建的文化之下生活,并受其影响,而且,也未见得不可以说是在受着熏陶,恰如某个民族创造了某种宗教,而后这个民族也就生活在他们创造的这种宗教环境里。

　　学校管理人员的素养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影响着学校品位。当管理人员的整体通过他们的管理体现出与学校主隐文化相协调的精神时,与学校价值观念体系及学术理想相一致时,他们肯定能对学校品位建构产生积极影响。

　　一流的大学应有一流的品位,一流管理亦应是一流品位的重要内容。

　　(四)学校的“自然”素养

　　一所高品位的大学,其“自然”素养也应当是很优秀的。这主要是指校园里物化性质的项目构成的环境,如建筑物、体育场、树林、草地等所有场所中包含的文化成分。人们从这种“自然”里能否也感受到历史的凝重、人文的底蕴、积极的追求?感受到人与自然的贴近、和睦?能否感受人与自然同样拥有尊严?这就看学校的“自然”里能否喷露出浓浓的人文。

　　不可能每座学校都是依山傍水的,但是,每座学校都可以,也都应当有极好的“自然”素养。“自然”素养并非自然赐予的,其文化含量亦非自然增长的,需要学校各类人等的长期培养、扶植和呵护,乃至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抚育。学校的“自然”素养是学校与自然共同造就的。

　　摘自《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7月第22卷第4期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
郑永年

　　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包括大量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加入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农民工队伍，中国高等教育的泡沫破灭了。尽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世界各国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队伍为世界所少见。

　　金融危机非就业危机根源

　　同样，尽管大量的大学生失业和这次金融危机有关，但只能说金融危机使得大学生就业雪上加霜。就是说，金融危机并非大学生就业危机的根源。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很多年里，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已经有很多迹象表明大学生的就业危机显现，只是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罢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改革和大变革。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升级（如从学院到大学）、大学的大合并、大规模的校园建设（大学城）、无限制的大量扩招，中国的大学改革者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企业家精神。

　　的确，种种发展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中国的教育成就令海内外人士感叹不已。多少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者本身也沉醉在年年攀升的各项数据指标上。

　　在海外，受中国迅速发展的影响，许许多多高等教育机构的目光转向中国，视中国为一块新的财富宝地，要不到中国办教育，要不大量吸引中国学生到国外就学。

　　中国的教育取得了举世成就，但同时也造就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克服和解决的恶果。恶果不仅仅是大学生失业那么简单。其实，从总体看，失业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隐藏着的危机更令人担忧。

　　改革结果与期望相去甚远

　　企业家式的教育改革已经给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路径依赖，那就是教育的产业化精神和与之相关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

　　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这是社会的共识。建设高等教育基础设施、扩展教育使得更多的人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为国家的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些都是社会所接受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改革的结果和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

　　很难否认，改革的结果是教育资源加速向少数人集中，越来越多贫穷人家的子弟上不起学，而培养出来的人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在国际层面，中国急起直追，但教育科研水平实际上离国际先进水平越来越远。

　　除了“山寨版”式的模仿（如各种教育评估体系），中国本身并没有任何教育创新。“山寨版”的特点就是比原版的功能更“全面”和“先进”。中国教育的评估体系就是这样，把世界上的东西拼凑在一起。尽管是向西方学习，但在西方的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中国版的评估体系。例如，西方的学校也会鼓励博士生去发表文章，但绝对没有像中国那样硬性规定博士生要在特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后才能毕业。类似的荒唐不堪的例子举不胜数。名目繁多的学术恶性腐败也因此而生。

　　为什么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会导致泡沫的破灭？这就要看谁来改革的问题。在中国，从事教育改革的并非教育专家。企业家式教育改革的主体是政治企业家、商业企业家，再加上一些带有浓厚商业气或者政治气的教育界人士。

　　商业企业家强调数字，政治企业家也强调数字。他们各自获得了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但却牺牲了教育本身的利益。

　　教育“大跃进”不可持续

　　公平地说，如果没有政治企业家和商业企业家精神的结合，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所有其他方面的教育）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例如前些年炒得沸沸扬扬的遍布各省的大学城就是政治和商业利益结合的杰作。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方面力量的合作，中国的银行能够提供给大学那么庞大的贷款吗？结果怎样呢？大学背上了数以千亿计的债务。

　　要是在其他国家，中国很多负债累累的大学早已经破产了。因为有各级政府在背后强行撑着才没有倒下来。大学的负担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的负担最终还是社会的负担。

　　利益导向的教育改革可以造就大跃进和泡沫，但泡沫的破灭也是期望之中的。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方式的教育改革是不可持续的。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体制培养的并不是社会的有用之才。原因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同中国本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任何的结合。

　　在今天很多发达国家，教育改革总是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中国没有这种关联，因此造成了一方面企业缺乏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在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发现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具备一、两种有用的技能。很多外资企业需要亲自到中国培养有用的学生。

　　这是中国人才的大浪费。实际上，缺乏有用的人才已经成了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一大障碍。

　　粗放式、低层次的教育扩张也使得生源不可持续。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低品质，大多数人是非常了解的。很多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一般有钱人家，纷纷送子女出国留学，希望子女能够在国外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当然，他们的子女能否真正学到东西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很多的国外大学就是看准了中国父母的口袋）。

　　这种教育制度在财政上更不可持续。教育发展的资源一方面来自政府财政，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现在看来，这两方面都难以为继。

　　政府的财政支持不可能毫无限制。从很大程度上说，如果没有好的教改政策，政府投入越多，教育品质就越坏，社会投入就更少。

　  一般说来，如果学校能够培养社会有用人才，社会和政府就会对教育有更多的投入，这应当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中国的大学不能履行这个功能，大学、政府和社会之间已经开始走上恶性循环。

　　摘自《参考消息》2009年5月21日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不让老实人吃亏应该是制度设计的结果
肖兆权

　　不让老实人吃亏，是干部工作中用人的基本价值导向，更应该是一个制度设计的结果。不让老实人吃亏，必须从用人导向上激励老实人，从选人视野上聚焦老实人，从评价机理上去鉴别老实人，从考核体系上凸现老实人。

    一、用人导向上不让老实人吃亏

　　俗话说，风成于上，俗形于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让老实人吃亏，对领导干部而言，自己率先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做诚实守信、公道正派的道德风尚的倡导者、践行者。这里有个认识、作风、能力和勇气的问题。认识上，有没有站在贯彻执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高度，真正把说老实话、用老实人摆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作风上，肯不肯抛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浮躁心态，沉下心来、扑下身子，深入到群众和实际工作中去结识老实人，与老实人交朋友。能力上，能不能对形形色色的行为表现、纷繁复杂的评价信息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并由表及里地进行综合分析，最终上升为对人的素质特征的把握。三国时的刘劭说过，“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鉴别他人能力，自身需要能力和水平。拥有一双能识人的火眼金睛，才能识别大话假话，才能辨别真才与假才。勇气上，敢不敢同用人的不正之风作斗争，坚持为老实人说话，真正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遵守纪律不放松。

　　二、选人视野上不让老实人吃亏

　　干部工作的关键是创造公平、公正的选拔机制。公平、公正的核心是机会均等。在现实生活中，老实人多多少少还是被边缘化了。不让老实人吃亏，追求的不是老实人都能被提拔使用，它更注重的是机会均等，给予每位同志提供同等地进入组织视野的条件，创造平等地参与有序竞争的机会。要鼓励竞争，变暗箱操作为公开选拔，变台下活动为台上竞争。要改进干部任用提名方式，拓宽选人视野，创造让那些表里如一、扎实干事的干部能够亮相的机会，让更多的群众去知晓他们，理解他们，支持他们。要扩大干部推荐环节的民主，吸收本单位干部职工、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代表参加，把知情度高的意见作为确定考察对象的重要依据，保证老实人能够推荐得上来。

　　三、评价机理上不让老实人吃亏

　　不让老实人吃亏，必须从识人的规律上去发现老实人，从评价机理上去鉴别老实人。

    按照老实与能力的组合，大体可分为四种人。一是不老实、没能力，主要是一些过于平庸，迂腐迟钝，不察是非，工作不求上进之人。二是不老实、有能力，主要是投机钻营，摇唇鼓舌，沽名钓誉，甚至阴险狡猾、尔虞我诈之人。三是老实、没能力，主要是老实本分，思想方法简单，缺少知识和社会经验，甚至胆小怕事，墨守成规之人。四是老实、有能力，主要是那些表里如一，埋头苦干，扎实工作，甚至坚忍不拔，开拓创新之人。当然，对事物的划分没有那么绝对，正如色彩中除了黑色和白色还有灰色，天气中除了晴天和雨天还有阴天。对于老实和能力的划分，还有较宽的模糊地带，许多人介于老实与不老实、有能力与没能力之间，属于比较老实或比较有能力范畴。

    在鉴别程序上，可采用淘汰、筛选、甄别三步法。

    首先，淘汰不老实之人。在干部工作中有一个基本定律，“大多数群众不认可的一定不是老实人，但群众推荐得票较高的不一定都是老实人”。这里主要采用限制性方法，如通过查阅干部的历史档案，分析其成长轨迹，对有不良诚信记录的进行淘汰，也可通过设定最低得票数出局一批多数群众不认可的干部。事实上，对于不老实、没能力这类人，他们的推荐得票一般较低，其德才素质也比较好识别。

    其次，在老实人之中，筛选出有能力之人。对能力素质的鉴别，多采用竞争性方法进行筛选。如运用综合面试、情境模拟、无领导小组讨论、公文筐等对能力素质测试效度较高的方法区分出其能级大小。

    再次，在有能力的之中，甄别出不老实、比较老实、老实。这里关键是要辨别比较老实、有能力，老实、比较有能力，老实、有能力三类人。如何准确、有效地辨别这三类人是当前整个干部工作的难点和热点。古人云“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干部工作的基本用人原则。干部工作的实践一再表明：才不够，可以通过学习培训和实践锻炼来提高；不老实，德不行，人品底子差，很难弥补。能力相对较弱的老实人，一般不会迷失大的方向，一步一个脚印，虽然走得慢，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一直不停地走，最终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然而，能力较强的不老实之人，倘若能力使用的方向错了，将对事业造成更大的危害。鉴别这三类人，可运用不同评价对象侧重分析其不同的素质维度。如对能力素质评价，侧重分析上级评价，因为上级站在全局对其能力素质定位比较准确，把握比较客观。如对老实与否的评价，侧重分析同级和下级的评价，因为他们对其德行素质、服务意识和思想作风才有真切的感受。

　　四、考核体系上不让老实人吃亏

　　构建上级评价、同级评价、社会评价、部门内部评价和自我评价“五位一体”的综合考核体系。在考核内容上，以德才素质为核心，全面了解干部的思想素质、能力水平、工作绩效、服务意识和廉洁自律情况。正确把握德才兼备的辩证关系，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注重考核思想作风、党性修养、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真正把对党忠诚可靠、对人民有感情、为人老实的干部选拔出来。在考核方法上，坚持德才与实绩相统一，注重工作的结果与过程的有机结合，更加关注对工作投入、作风转变、效能提升、制度完善等过程情况的考核分析。综合运用目标、历史、横向、纵向、内外比较法，辨析工作的显绩和潜绩，分析在实绩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引导干部以正确的政绩观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考核结果上，强化结果运用的激励性和约束性，以实绩论德才，凭德才用干部。提高考核的透明度，构建德才素质展示平台。不仅展示干部的履历、品行和才能，而且展示干了哪些实事，取得什么绩效，以充分接受群众的评判。

　　摘自《学习时报》2009年5月11日

 

 

做官必须干干净净
缪蒂生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形象建设问题提出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要求，在今年初召开的中纪委三次全会上他再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事要干干净净，做官更要干干净净，如何干干净净做官，发挥好表率带头作用，我认为应重点抓好以下几点。

　　一、勤于学习、掌握好本领

　　前段时间按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安排，各地各单位都要召开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议上，几乎每一个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把学习抓得不够、学得不深作为查摆出的首要问题。既然大家都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如何进行整改？唯一的方法就是按照江泽民同志“学习学习再学习”的要求，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首先是学习理论。理论上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不仅向书本学，更要向实践学。要认真学习新中国建国60周年的历史，认真学习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把学习的体会和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发展的新思路，转化为工作的新举措，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

　　二、加强党性、培育好官德

　　首先要从慎始开始。慎始才能善终，对领导干部而言，道德修养是终身的要求，要时时刻刻尊重自己的人格，珍爱自己的声誉，珍惜自己的形象；加强官德修养，还要从慎小开始。慎小才能成大业，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小事小节，要学会防微杜渐，积小善成大德；加强官德修养，更要抓住德的核心。刘少奇同志曾经指出，党性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因此，党员领导干部要培育良好道德，关键要加强党性修养。

　　三、淡泊名利、经受住诱惑

　　领导干部要把能否抵挡住诱惑看作政治生命中的大是大非问题，无论诱惑大小，都要坚持立场、把握原则。特别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影响，要处事低调，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一切，习惯性地自我反省，尤其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在生活圈中，严守规矩抗得住各种诱惑；在交往圈中，分清良莠不滥交友。在无人监督时，更要自觉地慎微、慎独、慎欲，自觉规范言行，洁身自好。

　　四、甘于奉献、耐得住寂寞

　　领导干部要耐得住寂寞，就是要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不沉溺于迎来送往、觥筹交错；就是要真正把心思用在工作上，身子扑在事业上，多想发展稳定的事，多做打基础、管长远的事，不搞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就是要深入实际，深入百姓，听民声，解民忧，干实事，求实效。学会寂寞，善于寂寞，乐于寂寞，勇于创新，甘于奉献，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平凡的工作做出不平凡的成就，在历史舞台上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

　　五、接受监督、听得进批评

　　古语云：“莫道铁石不铸名，路上行人口似碑”。批评代表着民众对干部寄予着希望，体现了民众的信任，是一种特殊的爱护，是最真诚的提醒，也是最响亮的警钟。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接受监督，带头听取意见，特别要敢于听取不同意见。对领导干部来说，闻过则喜，虚怀若谷，坦诚相见，是一种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也是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听取意见的问题上，一是要保证听得到。二是要保证听得进。三是要保证听得明。四是要有敬畏之心。作为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管一方土地或一个系统，要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崇高。总之，作为领导干部要明白加强监督是保证自身进步成长的重要措施，应该以坦荡无私的胸怀，自觉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和帮助，真正从批评中认识自我，从批评中结交诤友，从批评中求得进步。

　　摘自《学习时报》2009年5月11日

 

文化管理：学校管理的新走向
康万栋

　　一、文化管理是学校管理的必然趋势

　　纵观学校管理的发展历史，为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曾出现过经验管理和科学管理两种传统的管理模式。学校的经验管理是伴随学校的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管理模式。管理者凭借经验和权力来进行管理，其特征是管理手段行政化，管理方式具有强制性，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忽视理论预设，缺乏科学性。学校的科学管理模式是20世纪初在泰勒、法约尔、韦伯等人的管理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是对企业科学管理的借鉴。学校科学管理的最大特点是科学性，强调学校的一切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循科学规律，注重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其目的是追求效率最大化。

　　学校科学管理模式的最大不足，是没有区分学校管理与企业管理的性质，过于强调标准化而忽略人的灵活复杂性，过于强调制度的刚性管理而忽略文化等柔性手段，注重提高效率而忽略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人，从而导致了人作为主体在管理中的部分忽视，导致了学校管理中的“物本主义”、“事本主义”、“管理主义”倾向。

　　为适应“知识社会”和“文化时代”的要求，针对传统学校管理模式的局限性，“走向文化的管理”已成为“21世纪的必然选择”。学校文化管理是继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模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它不是对传统管理模式的简单否定和取代，而是对传统学校管理模式的整合和超越。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再到文化管理，三种管理模式的历史迭变，反映了人类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文化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学校文化管理是指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的价值实现为最终管理目的，尊重人性的管理。这种管理是通过管理者与管理对象之间所形成的文化力的互动来实现的。文化管理与以往的科学管理有着显著的不同。总的来看，学校文化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是重视人、尊重人、依靠人、激励人、发展人的管理。

　　学校文化管理是以重视软要素为重要特征的管理。传统的管理靠的是制度、结构、物质等硬要素，管理是直接的、显性的、刚性的。而文化管理重视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价值观、愿景、品德规范、团队精神、组织氛围、管理艺术等软要素，以道德和精神引领教职工和学校的发展，管理是间接的、隐性的、柔性的。当然，学校文化管理是一个管理系统，既包括软要素也包括硬要素，是把学校管理软要素放到中心位置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系统。

　　学校文化管理是一种强调非理性因素，主张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统一的管理模式。传统管理模式强调科学与逻辑等理性因素，把一切都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容易导致管理的强制性，妨碍教职工的创造性。学校管理的核心要素是人，而人是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主体。人并非完全理性，还有非理性的一面。学校文化管理考虑到人的复杂性，既主张尊重人格，适应人性，强调意志、情感、意识、性格等非理性要素对管理的作用，同时也要弘扬人的理性精神，把管理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统一起来。要准确地把握学校文化管理的内涵，还需对以下三对关系进行辨析：

　　学校文化管理与对学校文化的管理。虽然文化管理离不开对文化的管理，但无论是“文化产品及其传播和共享的管理”或是“对组织文化的管理”，都不等同于文化管理。这里的文化管理是指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而“对组织文化的管理”则是学校管理的主要内容，如同“教学管理”、“德育管理”、“后勤总务管理”一样。

　　学校文化管理与学校文化建设。学校文化是继人、财、物、时间、信息和空间之后的第七大教育资源和管理资源。学校文化管理要以文化这种管理资源去影响、引导教职工和学校的发展。因此，创建高品位学校文化是学校文化管理的基础。学校文化建设与学校文化管理有密切联系和诸多方面的交叉重叠，但作为学校管理模式的文化管理，与作为学校文化管理实施重要途径的学校文化建设毕竟不是一回事。

　　文化管理与管理文化。文化管理是一种管理模式，管理文化则是一种文化样式。管理文化主要是指管理思想、管理哲学和管理风貌，其核心是管理的价值观念。一定的社会、民族和文化圈的文化，必然会渗透和反映在一定的管理过程中，管理文化其实就是一定文化特征在管理中的体现。管理是一种文化，管理模式的更迭暗示着人类文化的演进。经验管理时代有经验管理时代的管理文化，科学管理时代有科学管理时代的管理文化，但不能说有了管理文化就有了文化管理。

　　三、学校文化管理如何实施

　　建设高品位学校文化。学校文化管理是通过管理的软要素 “文化力”来发挥管理作用的。因此，自觉建设高品位学校文化，是学校文化管理的基础和重要标志。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区别只在于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低品位的还是高品位的。学校文化建设就是通过继承、创新和整合，使先进的、高品位的学校文化成为学校的强势、主导文化。从学校文化的形态而言，应从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四个方面进行学校文化创建，增强学校核心发展力。

　　塑造学校共同价值观。学校价值观是学校文化的核心。一所学校选择什么、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外显为教育行为和校风，内隐的则是学校价值观念。学校价值观为学校全体师生指明了共同的向往和愿景，影响着师生员工和学校的日常行为、精神追求与发展方向，是学校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管理的任务就在于使个人的价值观和志向转化为组织的力量和成就。”学校文化管理就是要塑造正确的共同价值观，从而实现对教职工的价值引领与精神境界的提升。

　　建立和实施共同愿景。“愿景”包含两层意思，即愿望与远景。愿景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图像、价值观，以及达到的目的和完成使命的途径。愿景和价值观是学校文化管理的根基，共同价值观是愿景的灵魂。学校的共同愿景是规范教育行为、凝聚力量、唤起希望、激发内动力，引领学校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建立共同愿景要选择的实施策略可描述为五个阶段：告知、推销、测试、协商和共同创造。告知阶段是告诉教职工组织的远景是什么，传达信息的方式要直接、清晰和一致；推销阶段是帮助教职工自发地投入愿景之中，而不要操纵他们；测试阶段是了解教职工对愿景的真实想法，可用问卷和面对面交谈的方式，调查教职工对学校发展和能力的看法和希望；协商阶段是邀请教职工给组织当顾问，塑造共同愿景；共同创造阶段是每个教职工开始为他们想建立的愿景而工作。

　　建设教职工的精神家园。学校文化管理是一种柔性化、隐性化的管理，所以它必须诉诸于师生员工的情感和精神生活。因此，建设精神家园，让教职工视学校为自己的“家”，视自己为“大家庭”的一员，才能使教职工具有归属感，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教职工对学校的依恋度，进而充分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以归属感、相互尊重的价值环境、融洽关爱的心灵空间为基本特征的精神家园，是学校文化管理实施的重要途径。

　　转变学校领导行为。学校文化管理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性的管理，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激励人、培育人、发展人，以此实现组织目标，并在组织目标实现过程中，进一步实现人的发展。学校文化管理中，领导者应该以此为根本出发点，自觉转变领导行为。领导行为的转变以领导观念的转变为前提。学校文化管理中的领导者，首先要转变重事轻人、重权术轻品德、重他律轻自律、重控制轻激励、重效率轻价值等观念，为自觉转变领导行为奠定基础。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9年4月18日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