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高校党建取得历史性成就
唐景莉  杨晨光

　　■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断完善

　　■基本实现“低年级有党员、高年级有党支部”

　　“我信任学生党员，有事情我会先找他们。”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韩笑说的这句话，在北师大广大学生心目中已经形成共识。平时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能把同学带动起来，北师大学生党员在学生中的良好形象，是中国高校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缩影。

　　从1996年党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来，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成效明显。据了解，全国每年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数量由2002年的16.8万人增加至2006年的80.8万人，“低年级有党员、高年级有党支部”的目标基本实现。

　　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只是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党建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一个方面。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30年来，高校党建工作在继承中创新、在改革中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高校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扎实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和宏观指导全面加强，为实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状况明显改善的目标迈出了重要而关键的步伐。据了解，高校会集了全国80%以上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创造了全国80%以上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理论家。

　　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断完善，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办学治校能力进一步增强。自1978年高教战线拨乱反正以来，高等学校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对领导体制进行了深入探索，并最终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近年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断完善，党委、行政的议事决策制度进一步规范，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运行良好。

　　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要求，不断完善选人用人机制，一批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双强”的中青年干部逐步走上领导岗位，高等学校领导班子结构不断优化，思想政治素质和办学治校能力进一步增强，成为团结带领师生员工、领导高校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

　　高校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依托“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高等学校高层次创新人才计划”、“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等重大项目的实施，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教师队伍素质明显提升，结构更加合理的教师梯队逐步形成。据悉，目前有63%的国家重点实验室、36%的国家工程实验研究中心建在高校，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一半以上出在高校。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为国家输送了4000多万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大大提升了我国劳动人口的知识层次。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深入贯彻落实中央16号文件精神，充分发挥高校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全面发展为目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和思路、内容和方法、载体和手段全面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不断增强。当代大学生思想主流积极健康向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度显著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景充满信心，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充满理想、大有希望、值得信赖。

　　高等学校稳定工作不断加强，保持高校持续稳定的工作机制逐步健全。高等学校连续20年保持总体稳定，党委负责、协调各方的维护高校稳定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健全，一心一意办教育、稳定和谐谋发展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为高等学校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为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建设了一支素质较高、富有战斗力的高校基层党务工作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长期以来，他们爱岗敬业、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工作，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高校广大党员和师生的信赖，为加强高校党的建设、促进高校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21日）

推动高教发展 建设高教强国
——第十七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综述
唐景莉  杨晨光

　　12月19日，就在党中央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召开的第二天，第十七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大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出发，提出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努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点燃了每位参会代表心中的激情。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深有感触地说：“实现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就必然要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使我们备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

　　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高校通过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效应凝聚人才，在学校形成党爱人才、党兴人才、党聚人才的良好氛围。

　　今年上半年，华中科技大学对15个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的书记进行了调整，注重将素质高、能力强、作风硬、有激情，并且熟悉所在单位学科建设状况的同志放到书记岗位，同时，对全校10个院系行政班子进行了换届，20多个具有国外学习经历和国际学术视野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陕西省制定了《省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若干规定》，明确党委和行政的职能分工。以制度管事，以制度管人，减少了推诿扯皮，促进了高校领导班子的团结和谐。为了加强民办高校党的建设，省里还从在公办高校或教育部门长期工作、具有丰富党务和管理经验的同志中，向全省现有的17所民办普通高校选派了党委书记和督导专员。

　　教育载体创新，是党建工作创新的重要内容，是增强党组织活力的重要环节。浙江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推进高校教育载体和活动阵地建设创新，能够带动整个党建工作内容、形式、方式方法的创新，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活力。”

　　重庆邮电大学师生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要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红岩网校”；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红岩网校”，要知道学校最近的新闻，还是上“红岩网校”。一名学生在网上留言：“‘红岩网校’宣讲的内容都是我们学生关注的事情、听得懂的事情，我们当然会喜欢这个网。”通过“网上党校”，接受过培训教育的入党积极分子增幅达20%。

　　中南大学加强学科党支部建设，一大批高学历高职称的“双高”党员走上党支部书记的岗位。比如，医学遗传学国家实验室党支部书记就由院士担任，粉末冶金研究院7个学科党支部书记均有博士学位或国外留学经历，平均年龄37岁。“学校党的工作目标确定后，实现目标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基层，基层组织要系统健全，按党章建立严格的组织管理制度，使组织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这样说。

　　今年9月，温州大学开始推行“大学生预备党员志愿服务制度”，这一制度要求大学生预备党员在一年预备期内，利用课余时间，无偿参加不少于50小时的社会志愿服务，不达标者，不得转正。温州大学党委书记陈福生说：“我们想以这一制度为载体，创新党员自我教育途径，强化党员宗旨意识，使党员的先进性得以充分展现，进而带动广大学生共同进步。”（《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21日）

 

素质教育的推行与建议
——改革开放30年实施素质教育回顾与展望
顾明远

　　近十多年来，教育界最流行的话语莫过于“素质教育”。推行素质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领域发生的最重要事件，而且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的主要指导方针。

　　提出背景

　　素质教育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有两种不同的背景和原因：

　　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负面影响

　　我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国家，只要有条件，中国人就会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孩子求学。建国以后，随着我国生产力的解放、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群众求学的积极性尤为高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尽快培养经济建设干部，高等教育发展很快，一度出现高中毕业生人数达不到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的现象。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高中教育的发展，高等学校学额的限制，开始出现高中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的问题，小学、初中毕业生也有一部分不能升学，需要直接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学生、家长、教师思想准备不足，认为去参加工农业生产是大材小用，浪费人才。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追求升学率的现象，而且越演越烈。当时教育界曾经对“单纯追求升学率”倾向进行过批判。

　　“文革”以后，随着国家对知识、对人才的重视，我国教育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招生27.3万人，但报考的青年达570万人。随后几年，一直存在着升学的激烈竞争。有些学校不顾学生的健康，轻视道德教育，加班加点，应付考试；有的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压题猜题，忘记培养学生成才的教育本质。

　　1987年，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努力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一文中正式使用“素质教育”一词。关于“素质教育”的讨论开展起来。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中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素质教育成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教育决策。

　　适应时代进步要求，提高国民素质

　　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素质教育”一词未见正式文件，但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国民素质是中央领导和各级教育部门经常关注的问题。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985年5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第三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以后其他许多文件都提到提高民族素质的问题。“素质教育”的提出是我国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质量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股教育改革浪潮。特别是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发表以后，许多学校都以此为指针，进行教育改革，各种教育改革实验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有北师大一附小、上海师范附小等7所学校开展的愉快教育，上海闸北八中开展的成功教育，南通师范附小李吉林的情境教育，武汉江岸区的和谐教育等。这些教育改革实验都是为了寻求提高学生素质，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的最佳教育模式。

　　本质内涵

　　素质教育的概念一经提出，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以后，引起了教育界的热烈讨论。讨论中对素质教育的提法有几种质疑：

　　教育理论界有些专家认为，素质是先天遗传形成的，不可能由后天来培养。后天养成的是人的素养，而不叫素质。

　　有些专家认为，人的素质是中性的，人可能有好的素质，也可能有坏的素质，素质教育的提法欠科学。

　　有些教师提出疑问，我国已经有明确的教育方针，为什么又提出素质教育的概念？是否要用素质教育代替教育方针？

　　许多第一线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不理解，甚至有些情绪，认为解放4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培养了千百万人才，难道方向都错了，现在要转轨了？转到哪里去？他们为此感到困惑。

　　有些教师认为，应试能力也是一种素质，有考试就有应试，不能一概否定应试教育。

　　可见当时的思想是十分混乱的。经过20年来的讨论，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没有达到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大体上得到某些共识。

　　首先，大家都承认十多年来我国教育中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严重弊端，这种情况需要改变。2005年夏天，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信，表达了对当前应试教育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担扰。胡锦涛总书记十分重视，批示要进行调查研究。为此，中宣部、教育部、人事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团中央等单位组织联合调查，形成了数百万字的调研报告，最后由教育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11月出版了《共同的关注——素质教育的系统调研》一书。总结了近些年来实施素质教育取得的主要进展，深入分析了当前制约推进素质教育的突出问题，归纳整理了各方面提出的政策建议。

　　其次，素质教育的提出是因为我国教育的实际偏离了教育方针指引的方向。

　　再其次，反对“应试教育”并不等于反对一切考试。

　　最后，素质教育不仅是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各级各类教育都要加强素质教育。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素质教育为主题，把素质教育提高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地位。会议形成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央文件为素质教育下了明确的定义，为20多年来素质教育的讨论作了科学的总结。

　　素质教育的提出虽然与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有关，但不尽如此，它是时代的要求，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不同的社会对教育有不同的要求。现代社会如果从工业化开始算起的话，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到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信息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信息化、智能化。信息社会的核心工业是“智力工业”、“知识工业”，信息社会的经济是“知识经济”。与之相适应，它要求教育培养高素质、有现代意识的人才。这就是当前强调素质教育的根本意义。

　　信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如果说工业社会初期，在学校学习的书本知识就可以应付一生职业的需要，那么今天，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学生在学校学习的书本知识，到毕业的时候可能有的已经陈旧。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要学会学习，学会不断获取新知识的方法，这就是“能力”。信息社会还需要每个人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道德品质。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是时代赋予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

　　主要进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不仅在数量上得到空前发展，而且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总结近20年来推进素质教育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素质教育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全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在努力探索推行素质教育的新举措。许多地方努力贯彻2004年中央连续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精神，加强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建立了许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多种活动。许多地方政府明令禁止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各种不必要的测验和假期补课等，想方设法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广大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积极性以及他们的能力和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展的愉快教育、情境教育、成功教育、和谐教育的实验有了扩展和深入；新的实验研究，如新基础教育实验研究、主体性实验研究等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许多地方和学校成立了教师发展学校，通过学习和研究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

　　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在全国普遍推行。课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新课程改革的精神是吸收世界教育的新经验，传承中华民族精神，重视人的发展，提高人的素质。在课程目标上，重视掌握知识、发展能力的同时，强调培养学生对事物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考试是指挥棒，考试作为评价学生最公平的办法，目前还没有别的方式可以代替，但考试的方式、内容需要改革和完善。近些年来，中考改革试点有了突破性进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展开。改变了过去用百分制的方式单一呈现考试结果的做法，采取以等级制方式呈现学生考试成绩；增加了综合素质评价，将学生成长记录纳入评价范围，把日常评价与毕业考试评价结合起来。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稳步推进，在不断改革考试内容、科目等基础上，又在16个省份进行了自主命题的改革，在部分高校进行了扩大学校招生自主权的试点，逐步达到高校招生考试内容、形式的多样化。这些改革对推进素质教育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政策建议

　　素质教育的推进，还存在许多困难，正可谓步履维艰。影响素质教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应该是综合的，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合力，共同努力。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素质和未来、国家的兴衰和发展的大事。

　　第一，全社会要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教育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发展战略。坚持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作为实现社会公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性、全局性工程。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第二，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的生活待遇，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实现教育公平就要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要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就要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包括硬件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使受教育者不仅享受入学机会的均等，而且享受教育过程的平等，铲除择校的基础。为此，需要增加教育投入，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和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第三，进一步解放思想，实行制度创新。

　　首先，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变重学历为重能力。提高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的起点工资。我们常常要求家长改变观念，但观念作为上层建筑必须有经济为基础，同时要用制度来保证。近些年来，国家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设立中职学校学生奖学金，改善中职学校办学条件，和企业挂钩或联合培养人才。毕业生有就业的保证，许多家长就愿意把孩子送进职业学校。因此各地职业教育蓬勃发展起来，这就减轻了升学的压力，为推行素质教育铺平了道路。

　　其次，在教育结构上有所创新。尽快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打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渠道，为每一个公民在需要学习和有能力学习的时候提供学习的机会。

　　再其次，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当前高考制度被公认为公开、透明，是最公正的办法。取消高考是不现实的，但还是有改革的空间。当前每年高校录取新生的比例大致在60%左右，大城市的比例在70%以上。随着每年招生数量的递增和学龄人口的下降，这个比例还会上升。因此高考制度的设计可以实行梯次考试，第一次为普通水平考试或者是会考，合格者可以升入高等专科学校；第二次是分类考试，考试合格者可以进入一般高校；最后一次是重点大学的单独考试，或笔试或面试。这样既保证重点大学招生录取的自主权，又给考生提供多次考试的机会，避免一次考试定终身的遗憾，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

　　最后，改革评价制度，重视综合性、经常性、全面性、发展性的评价。在各级学校招收录取新生时，除对少数民族、弱势群体有所照顾外，取消一切附加条件。不给奥数班、一般的特长班加分。这样，家长就不会强迫孩子上这些班，就会极大地减轻孩子的负担。

　　第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书育人的能力。教师是推行素质教育的关键。教师有了正确的教育观念，又有业务能力，就会重视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重视素质的提高；就会抵制、纠正违背素质教育的做法；就会使教学最优化、效果最大化，即教师和学生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素质教育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教育领域中提出的最重要、最长期的决策。它不是一时的政策举措，而是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客，需要长期坚持和不断地在制度上创新。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20日）

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奠定基础
——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
唐景莉  毛帽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但总体来说，高教战线对究竟应该怎么做还没有明确的思路，同时，21世纪即将到来，在经费不充足的条件下，必须思考新世纪的高等教育究竟怎么发展。

　　“重点建设一批学校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坎儿上自然地提出来的。”周远清说，我国高等教育选择“重点建设、带动整体发展”之路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的大学有没有清华、北大是不一样的

　　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财政部于1995年发布《“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211工程”正式启动建设。这一年年底，周远清任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主管高等教育。“211工程，是我国政府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是重点建设，而不是建设重点。”周远清说。

　　在“211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政府渐渐感觉到，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是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大学有清华、北大和没有清华、北大是不一样的，”周远清说，“中国有带头羊的说法，作为带头羊的一流大学在方向上、师资上、队伍上、科研上，乃至办学理念上都有可能走在前面，起到引领的作用。”

　　事实上，在“985工程”提出之前，一些高校已经在酝酿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清华大学在1995年左右，提出2025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构想；北京大学于1994年在全校第九次党代会上把“创建一流大学”作为学校的整体建设目标。然而，要创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其代价是极为昂贵的，单靠一所大学自身的努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把这一目标变为政府的政策目标，才有可行性。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

　　欧亚各国竞相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计划

　　我国提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前后，亚洲、欧洲的一些国家纷纷提出各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并加强了投入。如日本制定了卓越研究中心计划，韩国提出了头脑计划，英国也提出重点学科建设计划。德国把建设顶尖大学作为提升高教水平的重要举措，其目标是建设10所世界顶尖的精英大学，这10所大学和国际顶尖科研中心将在2010年前，在原有的基础上再获得19亿欧元的经费。欧盟还通过《博洛尼亚协议》，打算统一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以增强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国际竞争力。

　　我们已经站在了国际竞争的舞台上，面对着更加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985工程”，一期包括两所学校。彼时，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把清华、北大的校长找来，宣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项目，即“985工程”正式启动。

　　周远清介绍，此后，“985工程”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为“985工程”进一步的说法。其建设学校也从两所扩展到了“2+7”。1999年上半年，教育部决定重点建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9所高校，使其向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迈进。

　　进入21世纪，“985工程”又不断拓展，其建设学校也不断增加。

　　研究生培养能力提高5倍，科研经费增长7倍

　　时间来到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985工程”恰逢10周年，而“211工程”也在今年开始了三期建设。作为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11工程”、“985工程”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谈及10年来的成就，周远清深有感触：“我从副部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以后，至立同志曾经叫我到一批学校走了走，专门调查，调查以后，我深感，211工程、985工程，对中国的高等院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高水平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其中，研究生培养能力提高了5倍，科研经费增长了7倍，SCI论文发表数增长了近7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增加了近5倍，仪器设备总值增长了4倍；一批重点学科实力明显增强，按国际可比指标SCI论文发表数统计，有40多个学科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211工程”学校承担了全国1/2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973”项目，1/3的“863”项目，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一、二等奖的数量占全国的1/3……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周远清说，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大幅度地提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水平，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成效显著，缩小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以清华大学为例，跟以前的封闭状态不同，现在的清华，每年有800名境外的教授在学校讲学、带研究生；2005年，9位诺贝尔奖金得主、20位高水平大学的校长访问了清华，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清华每年的教育经费有几十亿元，这在十多年前是没有的。

　　美国大学联盟（AAU）是国际公认的世界高水平大学群体。通过选择我国28所具有可比性的大学与AAU大学的有关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发现，通过10年建设，我国一批高水平大学与AAU大学的差距正在缩小，特别是在科研能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差距缩小显著。

　　“211”、“985”是中国高校大发展的重要环节

 　　“我认为，211工程，、，985工程，是中国高等学校这几年大发展的重要环节，我把它们作为我国高等院校大发展的第一项。”周远清说。

　　为什么把“211工程”和“985工程”归纳为“大发展”？周远清解释道，说“大提高”不能全面概括其作用和意义，事实上，通过这些重点建设工程，一批学校有了大进步、大发展，并且整体上提高了高等院校的水平，拓展了高等教育事业，使中国高等教育整体上了一个台阶。

　　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一批学科确实上了水平，形成了平台，创造了科研基地，有效地稳定了人才队伍，在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之路上越走越宽。同时，因为有了工作的地方和国际交流的项目，也吸引了很多留学生学成归国。“那几年，大学教师的待遇有了迅速的改善，收入增长幅度也很大，一下子比公务员高多了，比我高多了，”谈到这里，周远清笑了，“我对此很理解、很欣慰！”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周远清用了9个字：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在他看来，“211工程”和“985工程”为下一步的改革与发展，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基础。从“211工程”，到“985工程”，到进一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30年高等教育发展沉淀给我们的真理---周远清概括为4句话：开放是前提，改革是关键，质量是中心，理念是先导。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3日）

 

 

　　【编者按】三十年改革开放，变化天翻地覆，令人感慨万千。对于自己为之奋斗的领域，各界学者专家更是从未停止过思考。他们如何体味这三十年间中国人的精神跨越？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

　　本报今起特辟“改革开放30年学者访谈系列”，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敞开思想和心灵的门扉，梳理我们的思路，回顾国家的成长，思考我们的未来。与他们进行对话的，都是本报高级记者或主任记者。

　　希望读者能从对话擦出的火花中有所感悟。如能有助于人们更加自信更加智慧地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前行，则是达到我们的初衷了。

改革开放30年学者访谈系列之一

担当：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十年轮

　　记者：我国改革开放,肇始于思想解放,又始终贯穿着思想解放。30年过去,很多记忆已经不太真切,但上世纪70年代文学新风带来的内心激荡和思想震撼,却还十分清晰。

　　冯骥才：现在回想起来,新时期思想解放初期,“伤痕文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批判“两个凡是”,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破除“左”的思想禁锢。当时创作那些作品,还是有极大阻力的,这种阻力不是来自于政治上的,而是来自社会上的一种思想僵化的惯性。这种思想惯性力量很大,所以那一代作家,我认为是非常有勇气的。这种勇气不仅仅来自于作家个人,而且来自于与人民群众完全融为一体的意愿。那是一个激情的时代,正是那种民意、那种潮流,在迎接着改革开放。

　　我们最早写的那批“伤痕文学”作品,像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我的《铺花的歧路》和《啊!》、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只要小说一出来,就接到几麻袋的信。最让你感动的是,有些信打不开,因为写信人边写泪水边滴落到纸上,寄信时又要把纸折起来,所以信纸都粘住了。我们慢慢揭开信纸时,都有一种“沙沙”的声音,一听到那“沙沙”的声音,眼泪就下来了,非常感动。这是时代的一种共鸣。作家在这个时代担当了重要角色。

　　记者：您一说我的眼泪也流下来了。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吧?

　　冯骥才：对!改革开放初期的1977年,小平同志就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地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时,人文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站在社会前沿,思索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设计、完成“改革开放”这个思想的,是政治家,是邓小平同志,所以他提出改革开放后,天安门前会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作家是把人民的感情和观点强化出来了。

　　为什么那一批作家能做到这点呢?因为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有这样几个特质：第一,强烈的责任感,他们与时代一起思考,责任来自思想,来自社会道义和社会良心。第二,作家的天性是同情,人性在“四人帮”时代结束时具有极大魅力。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自觉的“平民立场”。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很早就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第一,判断性,这一立场是独立的,所得出的结论是供人思辨的。第二,思辨性,他会不停地提出疑问。思辨就是在寻求一个更好的出路和途径。第三,前瞻性,知识分子的思想尽管形成于过去和当下的社会实践,但他们经常从未来角度来思考现实、评价现实,而不是现实功利的。知识分子只有站在这几点上才能凸显他的价值。

　　记者：如果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比作一棵大树,细细观察这三十年的年轮,有大有小,浓淡不一。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激荡辉煌之后,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似乎逐渐模糊了自己的社会坐标。

　　冯骥才：我与你有同感。不得不承认,30年来我们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质逐渐丰富了,在这种情境下,人们会忽视精神的价值。现在社会中存在的很多经济之中和之外的棘手问题,都与对精神价值的忽视有很大关系。

　　实际上,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两手都要硬”。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路就是社会需要全面发展,不能只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了其他许多问题。使一个人富裕起来是容易的,但使一个人有文化就很难。讲精神文化建设,讲以人为本,不能只停留在社会目的上，要不断地往精神、心灵层面深入。

　　各地各级政府都应该倾听知识分子的声音,为他们创造一个空间,允许他们发表意见,哪怕是不同的意见。因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意见是不同意见。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要做自我批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主动担当的精神,不能主动地去思考问题,不能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抓住生活的灵魂,摸到社会的脉搏,也就无从发言。

　　记者：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更需要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当”精神。有时我想,您这位新时期文学的干将,近年来又以文化思想者和行动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么长久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

　　冯骥才：我一向遵从“行动的知识分子”的理念。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不同。知识分子有强烈的责任感,而文化人却可以超然世外。“责任感”这个词现在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所厌恶,其实社会责任就是社会良心。如今我们多么需要这种社会良心啊。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种文化良心。

　　我觉得知识分子有两个任务。其一是纯精神方面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住我们民族的精神本色,保住和传承我们民族的基因,弘扬和发展我们的文明,知识分子是大有作为的。如果知识分子在这些领域退出,我们国家和民族精神上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其二,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知识分子也应充分参与。政府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意见,主动倾听他们的声音,要让知识分子更多地发挥作用。

　　这次国务院聘请我做参事,我对媒体说,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尊重。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92号参事,我身高又正好是1米92(笑),太巧了。在历史上,有一些文化人担任过这一职务,比如齐白石、陈寅恪、柳亚子、启功、朱家等等,但过去还没有作家做过参事,这表明本届政府非常愿意倾听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和意见。

　　记者：担任国务院参事可以做什么?有什么样的责任?

　　冯骥才：可以就国家发展战略性问题,比如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当然这些意见最好是可操作的。

　　这些年来,我和其他知识分子提的很多建议,比如“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日”、“重视假日文化”、“传统节日应列为法定假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等,实际上都已被政府吸收、采纳。

　　“春节假期前调一天”的建议,是去年二、三月份我在两会期间提出的一个提案。其实真正的春节是从年三十就开始了,大年三十是除旧迎新嘛,可年三十人们还要上班,回家之后,再张罗年夜饭,时间上捉襟见肘；可初七呢,年俗差不多没有了,变成了过年放假的垃圾时间。我去年3月份提出之后,5月份国家发改委就给我打电话,说我的意见国务院考虑了,准备采纳,包括另外几个传统节日,也要放假。

　　国家对文化的事情越来越重视,我这种感受特别强烈。温总理在地震发生后10天的5月22号,就在北川废墟上,提出要在遗址上建地震博物馆,保护好羌族特有的文化遗产。这几年我在做羌文化的保护,知道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大禹、炎帝都是羌人,羌族是对外输血的民族,纳西、土家、彝族等少数民族都受到过羌族的影响。所以总理说过后,我们在北京搞了个专家研讨会,又去北川等地考察,回来后,我就怎样保护好羌文化,给国务院写了个建议书,非常具体,温总理做了批示,指示文化部、四川省政府考虑建议书中的一系列方案。国家对文化的关切,知识界感受愈来愈深。

　　一个民族不管有多么博大精深的文化,关键是你现在手里还剩下多少,你对自己的文化知道多少,你心怀多少文化的自尊与自豪?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要为之奋斗的。

　　记者：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知识分子正好可以大有所为,可以起到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您认为知识分子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冯骥才：说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在研究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时,发现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历史阶段,如果它的文化是处在繁荣发展阶段,其结构必然是金字塔型的。

　　文化结构是金字塔,它就会有一个塔“尖”。“五四”运动时,若没有鲁、郭、茅、巴、老、曹,“五四”运动就“矮”了一截；俄罗斯若没有托尔斯泰、列宾、柴科夫斯基,那俄罗斯文化最起码比现在要“矮”一千米,甚至是两千米；我们历史上若没有《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没有唐宋八大家,我们的文学就是一片草地,没有大树。

　　文化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要有高峰,这个高峰彰显着这个民族在某一时代所能到达的高度。这个高度,全民都应该能看到,且以它为荣。这个高度就是文化信心。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应该有哲学大家、文学大家和艺术大家,我们国家也应该有这种“荣典制度”,把这些“大家”托出来,而不是托那些“娱乐明星”。娱乐明星应该是自生自灭,无须托举。

　　国家应该有国家的经典,而市场只有市场的名牌。国家应有国家文化发展基金,国家对文化的投入,应主要用在公益文化事业上,具体说,这些钱要用来养育金字塔这个“尖”。这个别人养不了,企业也养不了,只能靠国家、靠政府。国家养这个“尖”,才能与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有些院团就应该由国家养,不能完全推向市场。我认为国家要主动保护好民族文化的根和民族精神的基因。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属于国家文化战略里的内容。

　　对于“金字塔”的底层,只要做好管理就可以了。因为底层就是文化市场,文化市场应该鼓励发展,但国家要做好管理,这种管理不仅是经济上的管理,甚至不主要是经济上的管理,最重要的文化管理包括道德管理,当然要通过法治方式。

　　“金字塔”的中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中档文化。这种文化可以体现一个国家、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形象。在中档文化层次中,我们应鼓励社会各界参与。

　　记者：30年的年轮清晰地记录着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但这种作用一定是与社会、时代、民众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的,否则将一事无成。以您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既独立思考,又与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既有追求,又积极参与?

　　冯骥才：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空间非常广阔,作为知识分子,个人发出声音不困难,关键是,当你的意见表达出来后,有没有对社会发生作用,这很重要。我的经验是,在民间文化抢救工作开展初期,到各地去表达我们的文化观点时,很多现象是和我的想法不一致的,于是我变换了具体的做法,一方面,通过文章和演讲,扩大知识界的声音,另一方面,因地制宜,讲究策略,主动与地方政府接触,一点一点地渗透,同时帮助他们想办法,让他们在保护成果中看到保护的价值。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并不是别人,是政府,政府是法定保护人,必须通过政府才能做好工作。政府并不反对保护文化遗产,只是有些官员不了解,或者是没有这样的情怀。总之我觉得应该用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和政府共同努力。

　　只要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知识分子就要坚持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就不能放弃,这不是狂妄自大或自以为是,而是要坚持那些在行动中一次次得到验证、充实、修正的思想。特别是在两种情况下不能放弃,一是处于弱势时,二是获得既得利益时。前者容易退缩,后者容易满足。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为思想而活着。我近年编了三本自己的思想文化论集:《思想者独行》、《灵魂不能下跪》、《用思想站着》。

　　我真觉得,思想对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有没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发现,有没有自己的创造性的观点。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努力追求社会的完美或推动社会去接近完美,但在过程中各自的思考角度可能会有不同。我们一定要努力寻找一致的地方,形成合力,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本报记者甄澄文字整理)

　　受访人：中国文联副主席　冯骥才　采访人：本报高级记者　单三娅

　　（《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5日）

改革开放30年学者访谈系列之二

温故知新　面向未来

　　记者：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各行各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教育事业为之输送了大批人才密切相关。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办学质量不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国家的发展繁荣,教育事业功不可没。

　　顾明远：应该说,30年来教育事业也和其他领域一样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我国已从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即由一个教育十分落后的国家,变成有2亿5千万人在各级各类学校学习的教育大国。

　　记者：您认为教育的深刻转变发生在哪些方面?

　　顾明远：可以用四方面来概括：即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制度的创新、教育科研的繁荣。

　　记者：对教育性质的认识确实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极“左”思想占主导的年代,教育一直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顾明远：所以那些年政治运动大多从教育领域开始。知识不被重视,知识分子被视为改造对象。“文革”以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1977年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观点改变了中国的教育,也改变了中国社会。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教育放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框架中,并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从“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到“科教兴国”、“教育先行”战略,这种教育观念的转变是30年来教育领域最大的成绩,它指导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深入的改革。

　　记者：您认为30年中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有哪几个标志性成就?

　　顾明远：短短30年我们就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基本扫除了文盲,这在许多先进国家都是差不多用上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农村人口占70%的情况下,又是在人口高峰期实现了这“两基”,这一历史的贡献得到世界的肯定!

　　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进入了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从1980年的2%到2007年达到23%。世界一流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学位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建立起来的。 1980 年全国只有研究生18800 多人,2006年达到110多万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

　　职业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2005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接近1600万,占高中阶段在校生约40%。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近1000万人。远程教育在普及优质教育资源和职业培训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30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1980年为5.33年,2005年达到8.5年。我国已经由一个人口大国转变到人力资源大国,今后的任务是要建立人力资源强国,为建设我国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为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记者：教育的快速发展,使“有学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解决“有学上”之后的“上好学”问题该如何解决?

　　顾明远：从基础教育来讲,当前首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教育公平问题,二是素质教育问题。

　　要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首先要考虑对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因为弱势群体长期处于不利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政策倾斜,优先发展,他们永远跟不上一般水平。但是弱势群体主要在农村,教育优先发展如何在农村落实就遇到制度性障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尚未打破,农村教育投入与城市有很大差距。新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免费以后,较大地减轻了农民子女上学的负担。但农村教育仍存在许多困难。特别是农村教师,编制缺、水平差、待遇低、不稳定,严重地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发展。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虽然部分得到解决,但并未彻底解决。不仅农民工子女学校与城市的学校还有差距,而且义务教育毕业后报考高中的问题也未能解决,他们还要回到原籍去上高中,这其中的制度问题需要理顺。

　　教育公平问题在城市主要表现在择校,应该通过改造薄弱学校来解决。硬件水平容易提高,教师队伍的建设却不是立即生效的。优质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存在制度性障碍。

　　记者：当前素质教育的突破口何在?

　　顾明远：主要是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的问题。教育的本质既然是促进人的发展,就应该根据学生条件施以不同的教育。人的天赋是有差异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元化的,只要有社会责任心,勤奋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都是人才,但人们往往把人才和天才混淆起来,认为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等等才是人才,从事平凡工作的就不是人才。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子女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把子女能否上大学、上什么大学看作家长的面子,因此不顾孩子的具体条件拼命逼迫孩子读书,以便光宗耀祖。这些看法也在影响现实。

　　大家都说教育竞争是社会竞争的反映,但学校做法不当也会加剧这种竞争。例如有的地方学校要向教育局交升学指标责任书,最后是加重学生的压力。

　　30年来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建设上,使儿童青少年有学上；今后的主要精力必须放在教师队伍的全面建设上,不只提高教师的学历,更要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即教书育人的能力。

　　记者：“教育科研”的概念以前很少有人提及,现已普遍成为大、中、小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这个变化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顾明远：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没有多少教育研究,一本教育学唱独角戏。经过六个五年计划,涌现了大批科研成果,创建了许多新兴学科,各地建立了教育科研机构,成长起一支科研队伍,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30年来我国教育科研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教育科研走出了书斋,结合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理论研究,为国家的教育决策服务,为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服务。第二,教育科研走入了群众。改革开放以前教育科研队伍很小,只有几所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科教师从事业余的研究。30年来各地都建立了教育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特别可喜的是广大一线教师也把科研作为自我成长,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途径。第三,教育科研走向世界。30年来我们大量引进借鉴世界教育的新理念、新经验,参加各种国际教育组织的活动；在国内组织了多次国际教育会议；科研人员的交往、留学生的互换、学术资源的交流更是日益频繁。不仅使我们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我们。

　　记者：您认为教育制度的改革创新尤其是教育的法制建设是30年来教育深刻转变的重要方面之一,今后在制度设计层面和执行层面还应做哪些努力?

　　顾明远：说这个方面深刻变化是因为许多重要的教育法律和制度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等,还在基础教育方面建立了教育督导制度,校长负责制度、教师聘任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高等教育方面建立招生考试制度、收费制度、学生就业的双向选择制度、教师聘任制度、后勤社会化制度等。

　　制度建设既要重视设计层面,也要重视执行层面。体现在制度不完善方面的问题,要认真设计；制度已经有了,就要认真执行。　　

　　受访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顾明远 　　采访人：本报主任记者　宋晓梦

　　（《光明日报》2008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