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支撑体系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柏乃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褚立波

 

    一、前言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更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迫切要求。因此，创建和发展世界一流大学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支撑，一个大国可以在某个领域内取得突破，一个小国也可以达到全面富裕，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真正成为世界强国。

   

    清华大学在1985年召开的学校第七次党代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1993年，国家教育部开始探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此后，中国首批进入国家“985”建设的9所大学相继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和规划。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全面崛起的重要基础。目前，清华、北大和浙大等中国一流大学，虽然拥有非常优秀的本科生，在某些学科领域已取得重大突破，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还不是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主要原因在于，在科学研究水平方面，中国一流大学的知识生产和创新能力还较弱，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和原创性成果，在《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少。此外，中国一流大学缺乏一流的教授队伍，缺乏能够组织、规划、达到重大创新的世界级科学家。目前，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所属的1566个二级组织中，参与领导层的中国科学家仅占总数的2.26%。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中国的一流大学，目前体现更多的是“形似”而不是“神似”，是数量的增长而非质量的提高，是外延的扩张而非内涵的提升，是硬件的加强而非软件的改善。

   

    在人类社会和高等教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国际上逐渐形成了一批为各国所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东京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大学，虽然其成长和发展的历程各具特色，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拥有支撑一流大学成长和发展的一流的制度支撑体系，包括体制与机制，管理与服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要靠资金的投入，更要靠制度的建设。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人，而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人。因此，制度的建设是最根本的问题。要把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认真学习与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经验和成功做法，全面构建支撑一流大学成长与发展的制度支撑体系。

 

    二、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图书馆服务支撑体系

 

    通常情况下，科学研究始于收集、掌握、熟悉图书资料，掌握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掌握国内外科学研究的现状，掌握相邻学科所提供的新的有利条件等有关文献资料，以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问题，作出新概括，取得新发展，获得新结论。这就必须从记载科技成果的图书资料中学习、消化和掌握自己所需的知识，以开阔眼界，扩展思路，得到启示，并以此为起点，攀登新的科技高峰。大学生借助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和各种报刊资料，以及其他各种有利条件，能够不断提高自学能力，进而获得新的知识，补充课堂知识，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丰富自己的综合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

 

    有人将图书馆称作“没有围墙的大学”，一方面体现了图书馆所包涵的内容丰富，蕴涵了一种活到老，学到老的境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图书馆作为求知者的良师益友，对任何人都没有限制，只要踏进图书馆的大门，它绝不会辜负你的辛勤与期望。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拥有丰富的藏书、门类齐全的期刊，而且能够持续不断地为师生员工提供一流的服务。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经常24小时开放，师生员工可以带包、电脑、点心等进图书馆查阅资料和学习，不作任何检查。图书阅览室里摆放有充足的桌椅，沙发、台式电脑和复印机，墙上布满电源插座。师生员工可以方便地使用公共电脑或自带笔记本电脑查阅文献，通过刷卡随意复印资料，且复印费用低廉。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将图书馆分为安静学习区、一般学习区和研讨学习区，师生员工可以根据需要自主选择学习区域。学习之余，师生员工还可在紧挨图书馆的学生活动室吃点心或用餐，也可在图书馆的沙发上闭目养神或者酣睡。由于图书馆提供了一流的设施和一流的服务，师生员工都喜欢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和学习，很多人把图书馆当作自己的家，通宵达旦，甚至过夜睡觉。

 

    相比之下，中国一流大学的图书馆服务离世界一流大学存在较大的差距，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师生员工不能将包和学习用品直接带入阅览室，更不能带入图书室和期刊室。试想，连自己的师生员工都信不过的大学，如何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二是图书馆提供的公共电脑、桌椅、电源插座明显偏少，难以满足师生员工查阅文献资料和学习的需要。三是图书馆的复印通常被承包者垄断，复印资料不仅要排长队，而且其费用比图书馆外面的昂贵。四是图书馆开放的时间明显过短。五是图书馆提供的文献资料不够丰富。六是图书馆的设置过于呆板，缺乏人性化。

    三、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网络信息资源服务支撑体系

 

    在信息日趋数字化、全球化的环境下，网络信息资源已成为师生员工采集文献资料的重要通道。近10年来，世界一流大学均加大了对网络信息资源建设的投资力度，用于购买计算机、服务器等硬件设备，建立馆内局域网，设立电子阅览室等。在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上，他们依据本校的学科专业特点、课程设置情况和图书馆信息资源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引进门类齐全的学术期刊数据库，提供网上电子图书、电子报刊等下载服务，筛选、评价、整合互联网上分散的信息资源，自建馆藏书目数据库，建立网站导航中心，建立信息检索系统等。世界一流大学拥有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能够全方位、多层次地满足师生员工对现代信息资源的需求。

 

    哈佛大学图书馆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综合排名第一的研究型图书馆，由众多相对独立的图书馆组成。面对网络环境，哈佛大学决定建立新的联机管理系统（HOLLIS），整合数字资源，优化数字资源配置。新一代的HOLLIS既能为读者营造一个“数字资源环境”，又可整合数字资源和传统资源，将数字资源并入传统资源，实现“无缝”（Regardless）检索。除联机公共查询目录（HOLLIS Catalog）和哈佛商学院联机目录（Baker Library）外，哈佛大学图书馆还建立了多个收藏数字化馆藏的数据库（如VIA、OASIS、Geospatial Library），并实现了跨库检索，使各个数据库能在同一平台上检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821年，全馆共有200多个数据库，其中27个数据库作为学校在线期刊索引系统（PERUSE）的组成部分，其余均链接于校园网或通过上网预订使用。该馆的在线目录（MUSE）涵盖了2/3以上的印刷型和电子型馆藏书刊资料，因此无论在馆内还是馆外，文献检索均比较方便。此外，世界一流大学的无线网络信号均覆盖整个校园，师生员工可以在校园的各个角落上网，便捷地检索和下载网络信息资源。

 

    中国高校在网络信息资源建设和利用水平上，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为此，中国的一流大学应结合学校教育和教学的目标，以及课程设置，加大网络信息资源建设的投资力度，建立各种类型的网络信息资源库，开设在线阅读等栏目，使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及时更新、维护和升级电子阅览室的设备，确保网络硬件、软件的正常运行，为师生员工创造一个稳定的信息环境；加强网络信息资源宣传的力度和广度，定期开展师生员工的培训，让师生员工真正了解和熟悉网络信息资源，提高他们对网络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的能力。此外，中国的一流大学还需加快无线网络建设的进度，尽快使无线网络信号覆盖整个校园，让师生员工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都能够免费、便捷地上网查询资料和下载文献。

 

    四、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教学服务支撑体系

 

    世界一流大学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包括政治领袖、经济巨子、科技精英、学术大师和企业卓越领导者，其毕业生的杰出贡献为学校赢得了举世瞩目的荣誉。

 

    哈佛大学曾培养出美国历史上的6位总统和36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培养了20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人工智能的先驱诺尔伯特•维纳，磁存储器的发明者扎伊•W•弗莱斯特，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的创办人道格拉斯，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办人斯隆，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斯沃普，数字设备公司的创办人欧尔森，花旗银行总裁李德和杜邦公司（集团）的十几位创办人。牛津大学培养了英国历史上3/4的首相，以及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挪威国王奥拉夫等外国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剑桥大学有5位毕业生曾出任英国首相，还培养了4位外国政府首脑。此外，培根、麦克斯韦、瑞莱、汤姆生、卢瑟福、布拉格父子、凯恩斯等均毕业于剑桥大学，据统计，剑桥共造就了63位诺贝尔奖得主。

 

    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能够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优秀毕业生，关键在于其一流的教学设施和教学服务能力。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东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室和实验室设计非常讲究，教室的大小、形状、颜色，以及天花板的高度等都经过科学的研究和精心的设计，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学习规律，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创新能力。这些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圆形、半圆形、长方形和正方形等大小不一、形状多样的教室，其中以阶梯式的半圆形教室为主。此外，学生课桌的设计也非常讲究，每张课桌都设计有一个小孔（小缝）。上课时，学生把自己的名字卡片插放在课桌上，一方面便于教师提问时亲切地叫出学生的名字，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有助于同学之间相互熟悉，加强同学之间的交流，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

 

    而中国几乎所有高校的教室都是青一色的长方形或正方形。根据人们直观与经验所得的结果，长方形和正方形的教室，学生离教师的平均距离大于半圆形、三角形的教室，其声学和教学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学生的最佳座位就是由教室的前排和中心所形成的半圆形或三角形区域，通常把这个区域称为“活动区”（action zone），即Koneya（1976）研究所界定的“中央三角形”（the triangle of centrality）。Gifford（1987）、Deaux和Wrihtsman（1988）、Atwood和Leitner（1985）、Myers（1990），以及GMmp（1987）的研究结果显示，坐在“活动区”的学生会得到较高的成绩，有较多的参与，会更专心且在学习的相关活动上花更多的时间，师生互动的次数也比较多。Stires（1980）的研究同样表明，坐在“活动区”的学生比“活动区”外的学生，会取得更好的成绩，更喜欢课程和教师。Dykman和Reis（1979）的研究则指出，他们会有较好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可见，教室形状的不同设计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国高校的课桌设计也缺乏特色，上公共选修课或大课时，由于学生人数过多，教师提问经常叫不出学生的名字，甚至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后，教师也不认识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也互不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和扩招，建造了数以万计的教室和实验室，但这些教室和实验室的大小、形状、颜色，以及天花板的高度等参数指标均没有经过科学研究。近些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了210亿元的研究经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经费也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增加，但竟然没有一个课题项目从心理学、人类工效学或教育学等学科角度，对我国高校的教室和实验室设计进行科学研究。《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高校数已超过2300所，在校大学生数已超过2300万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因此，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高校教室和实验室的大小、形状、颜色，以及天花板的高度等参数指标立项研究，为建造符合学生心理特征和学习规律的教室和实验室提供依据。

 

    世界一流大学非常重视人才培养的质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包括精选教学内容，减少讲课时间，为学生留出充足的自由思考空间等。牛津大学一般一周只安排半天课程，让学生有大量的时间自学、研究或组织各种社会活动，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锻炼和培养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麻省理工学院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探索的精神，设立了“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为学生提供从事各种课题研究的机会，或参加教师的研究课题，或自己设计课题研究而请教师作顾问。此外，学校设有“独立活动计划”，学生可以自主安排，决定自己的活动目的及实现目的的方法，学校则为之提供基本条件。世界一流大学通常采用启发式或研讨式的教学模式，课堂上教师授课的时间不多，主要介绍背景知识、主体内容和重要观点，并提出问题。课余要求学生分小组进行文献查阅或通过调查研究和实验设计收集资料，得出结论，在此基础上撰写文章或制作PPT在课堂上作报告，同时要求全班学生对报告作出评论或批判。学校通过这种研讨式的教学，培养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论文撰写能力、演讲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迅猛扩张，但高校教学模式却“涛声依旧”，仍然沿用填鸭式和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片面重视科研，对教学改革的重视程度和经费投入明显不足。虽然教育部每年都要开展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评奖，但这些国家层面的教学成果大奖通常被学校领导和学院领导垄断和瓜分，而与真正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无缘，极大地挫伤了教师教学和教改的积极性。

 

    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副教务长）、学院院长（副院长）和系主任（副系主任）等会经常抽时间去教室听课，真实了解教师的上课特点及学生对教学的需求，与教师、学生共同研讨教学改革与创新问题，参与教师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案、教学内容和教学案例的设计，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一般情况下，新教师第一次上课都有学校领导或学院领导在课堂上给学生作简单介绍，鼓励新教师自信地面对学生，自信地上好课。正是在学校、学院和系等不同层级领导无微不至的关心、支持和引领下，一批批年轻教师爱上了自己的教学岗位，最终成为优秀的教师，为教学倾注毕生的心血，为培养杰出校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相比之下，中国一流大学的学校和学院领导对教学投入的情感、时间和精力过少，只有极少数的领导亲自到教室听教师上课。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应付形形式式的会议，敷衍各式各样的检查，争取各种渠道的课题，追求上级需要的政绩。如此，中国一流大学的领导显然难以深刻地了解教师的教学特点和学生的实际需求，难以制定科学有效的教学改革与创新方案，难以扎实地推进教学改革与创新的科学发展过程。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一流大学虽然拥有世界一流的本科生生源，但却难以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

 

    评估过多过滥也影响教学质量。我国高校每年要接受教学评估、学科评估、“211”评估、“985”评估、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评估、科研立项评估等各种评估，存在着评估过多过滥，缺乏总体设计，评估体系、方法单一，评估专家权力过大等一系列问题。由于评估事关高校的切身利益——政策优惠、资金划拨、生源质量以及当地政府的扶持力度等，为了过关并取得优秀的成绩，一些高校一方面从试卷、毕业论文、标准教案到教学管理文件、教学事故处理文件等全面造假；另一方面不断“烧钱”，钱烧得越多，幕后“公关”工作做得越到位，学校“优秀”的概率越大。在这般评估体系的引导下，造假和寻租之风污染了高校校园，助长了管理者为追求政绩而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歪风邪气，在师生员工中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了教学质量。教育教学评估是必要的，也是国际惯例，问题在于现行的高校评估机制存在偏差，导致种种负面效应。对此，教育主管部门必须予以重视，尽快改革和完善现行的高校评估机制。

 

    五、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科研管理服务支撑体系

 

    世界一流大学通常是研究型大学，具有良好的学术氛围，代表科学研究的国际前沿，拥有大批国际一流的实验室和国际领先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较高的学术声望。诺贝尔奖是世界重大科技成果的标志，据统计，世界上诺贝尔奖得主有70%在大学中，特别是在世界一流大学中。

 

    近年来，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总量增长较快。作者对《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数据库的检索表明，2008年，我国的SCI论文总数已超过10万篇，位居世界第2位，但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仍相当少。Science和Nature是国际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期刊，1998～2008年，哈佛大学在Science和Nature上分别发表了997篇和1049篇论文，年均发表约200篇；同期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6所中国一流大学在Science和Nature上分别发表63篇和46篇论文，每所大学年均发表约1.65篇。

 

表1  1998—2008年部分中外一流大学

在Science和Nature上发表的论文数

注：表中数据根据作者对SCI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整理而成。

 

    中国一流大学难以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与现行不科学、不合理的科研管理服务体制密切相关。

 

    第一，我国高校对教师科研实行严格的量化考核，考核的主要指标包括研究课题的数量和级别、科研经费总额、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级别、获得奖励的数量和级别等，根据这些指标计算教师的综合得分，以此奖励教师。这导致高校教师为了课题经费而科研，为了SCI论文而科研，为了在学校取得地位而科研，导致教师不断地申请课题，不断地获得课题经费，不断地应付课题。教师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写课题申请书、拉关系、跑项目上，而真正花在研究上的时间较少，缺乏把研究做深做实的动力和压力，难以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第二，由于我国科研经费行政化的管理体系，科研经费向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院士、长江学者等少数人集中，使得20%的人垄断了80%的科研经费。目前，我国高校的科研经费分配不均，教师贫富差距问题突出。少数人凭借行政地位、学术头衔、人情关系和强大的攻关能力，取得大量的科研经费，但却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完成项目。另一方面，很多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中青年教师却拿不到课题经费。由此导致了一批靠不断申请课题和不断获得科研经费发财致富的“科研老板”和“学术老板”，其主业是课题申请，申请成功后将课题分配给自己的员工（研究生和博士后），或者从科研经费总额中抽取一定的比例，直接转包给未申请到课题却有能力完成课题的中青年教师。“赚钱的不搞科研，搞科研的不赚钱”在我国高校中已成常态。因此，学校的学术越来越浮躁，挫伤了中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的科研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现行的课题经费分配制度，导致科研活动的单枪匹马和单打独斗，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和合作意识。课题申请时，申请人往往组织一个强大的课题组，但实际上，很多课题组的重要成员只是挂名。一旦课题申请成功，主要由课题申请人和研究生来完成。这主要是由于科研经费是直接划拨给课题申请人的，经费的使用完全由课题申请人来支配，其他课题组成员难以获得相应的课题经费，缺乏参与课题的积极性。我国大量的科研项目，包括“863”项目、“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各个部委的重大项目，名义上都由强大的科研团队完成，事实上只是由项目主持人和研究生完成。如果将课题经费按比例直接划拨给课题组成员，课题申请人在选择成员组建课题组时，就会充分考虑参与成员是否有能力、有时间参与课题研究，课题组成员获得了相应的课题经费后也会真正参与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强大的科研团队并开展有效的科研攻关。

 

    第四，现行的科技成果评奖制度阻碍了科技创新。我国每年评出的各级各类科技成果数以万计，但很多科技成果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微薄。尽管科技成果评奖制度强调创新，但操作过程却不像专利评价过程那么客观，因而无法真正有效地衡量创新。在现实中，科技跟踪和模仿往往更容易达到科技成果的评奖标准，并且容易实现“多快好省”，“高效多产”。事实上，我国各省市、各部门每年参加评审的科技成果成百上千，提交的评审材料堆积如山，评审专家在短时间内连报奖的申请书也无法全部看完，更不用说细读全文报告了。于是，很多科技奖项只是召开几个专家评审会便仓促出笼，外行评内行，真正的创新难获奖，获奖成果不是真正创新的怪现象普遍存在。在科技成果评奖过程中，由于利益驱使，造假现象、行贿现象不少，致使很多成果被人为拔高，省部级科技奖项的特等奖、一等奖往往由各学科领域的头面人物轮流坐庄。据统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时间一般比成果完成时间晚10～15年，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果普遍要经过10～15年的社会检验。相比较，我国省部级以上科技奖项的社会平均检验时间却不到3年。科技成果的社会检验时间过短，不仅降低了科技评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且助长了学术浮躁之风。实践表明，我国现行科技成果评奖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日渐丧失，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因此，亟须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科技成果评奖制度。

 

    六、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校长和管理支撑体系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Bok）在《大学和美国未来》一书中指出：“大学要在现代社会的多种挑战之中取得成功和进步，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大学校长能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实际上，美国很多一流大学之所以享有盛誉，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具有战略眼光和胆识的一流校长的领导。雷文自1993年上任耶鲁大学校长后，以其独到的领导风格引领拥有300年历史的耶鲁大学继续保持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不仅保证其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的卓越地位，还成功地解决了学校的财务危机，历史性地重建了耶鲁校园。

 

    在美国，校长的搜寻和遴选是各大学宪章赋予学校董事会的职责和权利，通常由校董事会成立校长搜寻委员会（President Search Committee），其人数为10～20名，包括校董事会成员、教师、职工、学生和校友等的代表。由校董事会在美国各高等教育杂志和报刊上发布校长招聘广告；同时，向师生员工、校友以及其他高校的校长、教务长及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发出征询信函。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搜寻委员会曾发出30万封征询信函，回应1200封；康奈尔大学第11任校长搜寻委员会发出20万封征询信函，回应约1000封。搜寻委员会依照各大学的宪章所规定的资格，将不合格的被推荐人剔除。之后，搜寻委员会对候选人逐一面试，并充分讨论，最后投票推出3～5名候选人提交校董事会。校董事会在决定人选时，先听取校长搜寻委员会主席对候选人情况以及选拔过程的全面汇报，经充分讨论后决定校长的最终入选。

 

    现在，很多世界一流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庞大，结构越来越复杂，人事越来越繁多，职能越来越扩展，从教学、科研到创收，从学校发展大计到巨额投资等无所不包。因此，一流大学的校长能够成为大学的领导核心，促进大学的发展，必须掌握科学的决策知识，具备较强的辩证思维能力和逻辑判断能力，多谋善断，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必须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营造一种团结、合作、民主的气氛，使全体师生员工协调一致、同心协力做好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此外，一流大学的校长还需要有较长的任期。只有较长的任期，才能使校长充分运用自己独到的教育思想制定学校章程，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担任哈佛大学校长达40年之久，奠定了哈佛作为世界名校的基础。哈佛大学任满的26任校长的平均任期达13.9年。研究表明，较长的校长任期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国高校基本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高校校长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任命，不同层次的高校校长对应不同的行政级别——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在现行体制下，高校校长往往专心于大兴土木、扩招增容，集中精力于研究生规模、重点学科数量、SCI论文和教学大楼等上级行政部门看得见的所谓办学政绩。正是在这样的政绩冲动下，高校的教学大楼越造越高，校园面积越扩越大，研究生数量越招越多。综观我国一流大学近10年的发展，能见度最高的“政绩”是校园面积、大楼高度、研究生规模，以及博士点、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数量的增加。此外，据2007年“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对1792所高校校长进行的调查，我国现任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4.1年，而美国则为12.2年。过短的任期，进一步导致部分高校校长片面注重短期利益，急功近利，不按办学规律办学，影响了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校长，如何选拔能胜任一流大学管理的校长，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环节。教育行政部门并非万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由教育行政部门选拔任用所有高校的校长，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教授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力军，但目前在我国，教授们对自己的校长和院长却没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中国要认真学习和借鉴美国一流大学的校长选拔机制，改革现有的高校校长选拔任用机制，充分发挥教授在选拔任用校长过程中的作用，建立科学、合理、民主的高校校长选拔任用机制和评价体系，逐步取消其行政级别，加快高校校长职业化的改革步伐。同时，适当延长高校校长的任期。从实际情况看，由于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着管理水平较低，规章制度不规范，以及学术浮躁冒进等众多问题，高校校长的任期应不少于10年，以给校长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使校长能真正静心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和试验，分阶段、分步骤地实现其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

 

    （《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8期）